2010年2月25日星期四

當「八十後」問:我們能夠改變世界嗎?

禤智偉、尹凱榮、陳家富

當傳媒和教會都一窩蜂熱炒「八十後」,我們就知道這個議題遲早因過度曝光而死亡。當第二代和第四代的大學教授、神學院院長和資深文化評論人,為如何詮釋「八十後」而筆戰,青年人已表露出討厭被書寫、被訓斥的反抗情緒。今時今日談「八十後」是否仍然可能?

「八十後」一詞在大陸最先流行,由指涉「一孩政策」下的城市新一代,演變成富有香港特色、人云亦云的「八十後」的過程,充滿了錯置誤讀、捉錯用神、講多錯多。但本文不打算學術性地剖析成年人將「八十後」的前因後果「問題化」(problematized)的錯漏百出,因為我們壓根兒懷疑成年人能否替年輕人說一句公道話。

文化研究學者湯禎兆在《日本中毒》中為文明社會的病毒發出預警,我們也嘗試挪用三齣日本電視劇集,為同病相憐的香港把脈,以說明日本即使生病,但日本人不是不懂得懺悔;但反觀香港,成年人對自己如何毒害下一代卻若無其事。

假如蘇恩佩在生

觀月亞理沙是《正義靚太》中「疾惡如仇」的齊藤太太,無論在任何場合,每逢見到有人做出有違公德、無禮貌、不誠實等「教壞細路」的行為,她也會直斥其非、據理力爭。但她不是道德重整會主席,面對快將幼稚園畢業的兒子,她不過要求自己做「一個稱職的、問心無愧的大人」。她那種「致命的認真」令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的世界顯得很荒謬。因為她曾當眾教訓一些在公共場所行為不檢的中學生,結果招惹他們到幼稚園搞破壞報復,卻反而被其他只懂息事寧人的家長加上挑釁壞蛋的罪名!當成年人滿口仁義道德,卻打壓排擠敢於為正義發言的人,就像數月前有青年機構的總幹事呼籲年輕人不要「倒」政府、不要「攪事」,證明這個社會病了!正如有宗派領袖公然說聘請女傳道要以貌取人,而本地其他教會領袖無人置喙,教會也病了!難怪「八十後」之間流傳一句話:「細個教我仁義禮智,大個要我埋沒良知!」

令人懷念的蘇恩佩姊妹曾經說過:「青年人不能忍受醜惡和虛偽,他們是不自覺的唯美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他們需要愛,而且要愛得熾烈。他們不斷在追求,追求一些他們說不出來的東西,而且衝著一股傻勁去追求;因此很容易接受別人告訴他們的是『真理』,或能『實現自我』的東西──不管是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馬克思主義;或是迷幻藥、海洛英……」青年人用雪亮的眼睛鑑察大人的一言一行,見到當權者(包括基督徒高官)對社會制度製造出來的失敗者毫無同情心,見到家長(包括基督徒家長)口是心非,既反對填鴨和競爭,但又不斷催逼兒女要「贏在起跑線上」,見到學校(包括教會學校)將收錄「好學生」看得比教好「壞學生」重要。

為甚麼大人喪失了向孩子道歉的能力?一位神學教授對我們說:「不要一竹篙打一船人,批判要nuanced,不要漠視『成年人』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他這種姿態就是文化評論人梁文道形容的「逆向犬儒」,不肯把問題「切割」,以為這就叫公正持平。他不知道「沒有人擁有真理」這句話出自當權者或無權者口中,效果有天壤之別。因為成年人認為不是所有成年人都是虛偽的,所以就不肯譴責其他成年人虛偽?但試問哪個大人不曾虛偽、毫不虛偽?是否有自知之明,才沒有勇氣指出成年人世界冠冕堂皇的禮義廉恥,根本是國王的新衣?就正是青年人眼中的醜惡和虛偽。

切勿濫用世代論

在《十四歲的教科書》裡面,志田未來飾演的初中生,懷疑被同學欺凌而自殺身亡,學校裡幾乎所有老師都用否認和謊言築起虛偽的圍牆,美其名是保護和信任其他「無辜的」學生。成年人既不肯面對年輕人不是「天使」的事實,也不能接受自己人性中的黑暗和邪惡,於是為了孩子「好」而盡量掩飾真相。可是,現代資訊社會有所謂「童年消逝」(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的現象,成年人教導兒童甚麼是「勿言、勿視、勿聽」,但孩子從大眾傳媒老早就發現,大人滿口歪理、光天化日下做盡羞恥之事。當廣州有六歲的女生說,她的志願是將來做一個貪官,是她學壞,還是我們教壞?

戲中志田未來曾經問她的班主任:「我們能夠改變世界嗎?」,這種純真使理想磨滅的成年人困惑和羞愧。一位基督徒父親說,他會誠實地向兒子解釋:「世上某些事情可以改變,某些事情不能改變」,他不知道這種含混溫吞、模稜兩可也是青年人最討厭的,因為成年人從不肯承認自己沒有分辨兩者的智慧,只聽到他們對任何改變也說「唔work」、「無用」。如今社會上不少人出來抽「八十後」的水,不去主動了解本土保育的理據就說三道四,或胡亂搬出世代論、塞車論,貓哭老鼠說要同情受傷的「八十後」。沒有讀過呂大樂教授《四代香港人》的,就不知道原來「第二代人」才是書中的主角,他寫的不是社會學解釋,而是向第一代人的寬容致敬,又或帶點向第三、第四代人的抱歉。假如,這真的純粹是世代之爭,成年人便注定失敗,因為時間永遠站在後來者那邊。可悲的其實不是缺乏個性、未經挫折的青年人,而是那些自命心懷家國、但因為與時代脫節而焦慮的「老鬼」。

我們同意嶺南大學羅永生教授一月九日說,那天起人人都可以是「八十後」,因為它是一個「政治身份」,不是一個可供問卷調查、概括論述的客觀群體,年齡不是無關、但非唯一的決定因素。無疑,回歸後出生的香港人和上幾代人所經歷的生活處境是彼此無法共量的(incommensurable),誰的香港故事才真實,是反天星加價、獅子山下、六四、九七、七一、世貿、皇后,還是菜園村?誰才是真正的「香港人」?所以,「八十後」的出現反映主流的和非主流的不同終末願景(eschatological visions)之間的衝突:他們對翻版或延續舊日的光輝神話投不信任票,挑戰社會勇於想像和開創另類的未來。

誰說「八十後」不成熟?

在奧巴馬總統上台之前,日本人已經用電視劇集《Change》選了木村拓哉做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理大臣。木村拓哉在故事裡原是小學教師,他要求用小學生也能明白的語言,向普羅大眾解釋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政策,以理想和熱情呼喚政客回憶起當初從政的本來目的——其實,對基層市民的真正需要,哪個在位者不是心知肚明?木村拓哉能夠講出「不想教導學生世間有些罪惡是無可避免的」這些令人動容的對白,自然使天下間的政客自慚形穢;不過,當扮演首相的他聲言要站在人民的陣線施政,即時與整個政治和官僚制度對立。正如梁文道所講,「大快人心」的政策未必是可行或成功的,用這種討好民眾道德情緒、以救世者心態掌權的人甚至容易走向民粹或獨裁。在現實世界,我們見到標榜為人民做實事、不講政治廢話,靠個人誠信操守當選的奧巴馬(或者馬英九),上場後的政績差強人意,甚至令一些人緬懷起老謀深算、不摘手段的政壇老手。原來在很多人心目中,有些罪惡是必要的。

同樣,「八十後」也可能空有理想熱情,而無實質長遠策略,因為他們不是要奪權執政,也就不需要提出甚麼治港藍圖;但不代表他們沒有理據,或者訴求不清晰。當然,當中有些人是因為撐菜園村才反對高鐵,也有因為反高鐵才撐菜園,有完全反對高鐵,也有只是反對政府的方案;他們可以愛恨分明,但不是為反叛而反對。作為無權無勢的反對者,他們沒有責任提出平衡各方利益的折衝方案,否則擔當異見者的資訊成本將會懲罰性地高昂。他們也無必要統一出一致的立場,跟政府討價還價,因為他們手上沒有政治籌碼,而且誰也不能代表誰坐上談判桌。「八十後」或者沒有共同的特質,而只有互相感染的共鳴;沒有領導和英雄,只有道德醒覺的號召。有論者說,「八十後」是被政黨利用、盲目無知、「三分鐘熱度」的烏合之眾,這是沒有做過調查研究的空話,輕視了年青人以其創造力和想像力所見證的主體性和個體性。他們在一次又一次抗爭失敗中表現出的堅毅和韌力,是講求妥協、成本效益、有用/無用的成年人學不來的。他們的快樂頑抗展現的積極盼望,證明他們不是憤世嫉俗。

「八十後」令人聯想到推翻現狀和秩序的暴力,因為他們的行動宣判了社會的「信任破產」,敲響了建制和權威的喪鐘。在未有民主的香港,社會已經呈現民主的早衰或老化,年輕人不但不相信政府,也不相信政黨。他們支持民主,不是要推甚麼人上台,只是爭取趕一些人下台的權利;可以想像,當香港逐步實現民主普選之後,到時已經年長的「八十後」可能是對議會和政黨最嚴厲苛刻的選民,也可能是對民主最冷漠厭惡的一群。自然「八十後」也不是要破壞一切,他們代表的次文化正尋找主流的認同,並可能有朝一日成為新的主流,卻不會完全重複舊有的價值。

天國近了,我們應當悔改!

另一個時代或者正在來臨(coming of age),香港教會和社會一樣,不是要亡羊補牢地贏取年輕一代的信任,而是要學習信任他們;不要因為青年人辜負了成年人的期望而心有不甘,而是為成年人辜負了年青人的期望,向他們求寬恕。教會對待年輕人需要耐性時間空間,不是投放更多資源、搞更多活動以盡快「解決」問題。老一輩的、在位的、掌權的必需反省自己有否變成主流社會「密謀的緘默」(conspiracy of silence)的幫兇,要學習與下一代平等共存,而不是將青年人看為「事工」的對象,因為後者根本不「需要」前者;否則,他們早晚會離開不懂懺悔認罪、使人失望的教會。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0.2.24)

2010年2月23日星期二

華人神學研究的生態

數天前孫牧在其博客(http://greatest-dad.xanga.com/722143529/%e8%a8%8e%e5%8e%ad/)中,指出香港神學圈子的某些怪現象,讓孫牧甚為討厭,可惜他沒有就此探討下去,現嘗試在其討厭上加點理性分析的原素。

香港神學其實真正要算比較像樣的時間是很短的,我指的是開始從外國接受較正規的神學訓練,並取得博士學位為指標。中國神學研究院的成立是有重要性的,起碼它將香港華人神學的訓練和研究指標放在研究院的層次,由1973年成立至今,算是不到40年的光景,隨著70和80年代開始,香港的神學訓練就開始出現新的一頁:教授具備博士學位者眾,接受神學訓練者漸多大學畢業 (同時間香港政府於90年代初擴展大專學額,亦間接做就了接受神學訓練者的入門水平) ,還有具備學術質素的華人神學期刊的出現。倘若訓練一個接受神學訓練以致具備研究質素者的時間須要大約10至12年計,不到40年的光景,其實最多只能訓練三代人,這也比較符合現時香港神學界的時代劃界內容,最早仍然有70和80年代在西方接受神學訓練回港草創時代者,以余達心為例;第二代是經過第一代的訓練,再進而投身神學研究及回港事奉,現大致成為香港神學界最活躍的一群,可以鄧紹光為例;第三代是剛冒出頭,並未進入教會神學院等建制內,神學研究取向亦相對比一二代較多元。

我想指出的是華人神學在比較嚴謹的意義上富有深度的研究的時間是比較短的,根本談不上一種華人神學的研究傳統,亦枉論華人神學研究的道統,再加上華人教會有不少信仰的意識形態上的干擾,更令神學的研究禁區甚多。因此,華人神學的討論難免不時仍存在很多不成熟的做法和想法。正如孫牧指出的,權威主義色彩仍然濃厚,山頭主義突出等等。神學研究的道統和傳統離不開一種學術群體的建立,但這點華人神學界尤其淺薄,除卻山頭宗派傳統的隔閡外,行內人也甚少注意同道的研究方向和成果,這點很奇怪,似乎大家都不怎樣把同道的學術作品看為一回事,又或者大家心底裡都知道很多作品皆是應酬式的作品,無甚看頭。無論如何,香港神學圈的人都是各做各的,同桌吃飯各自修行,真正學術交流 (不是指應酬式的那種) 是非常少見的。

談到學術期刊,大家皆會認同期刊乃是學術交流和研究的重要園地。但隨著幾間大神學院各自有自己的神學學刊後,似乎現在有後勁不繼之感。根據我的觀察,各大神學院的學刊已經開始「塘水滾塘魚」的現象,意即學刊大部份是該校的教授的文章,並且這些文章的質素每況愈下。究其原因:第一、求過於供,香港神學學刊多但研究的人少,邀文求文的情況非常普及;第二,神學院教授忙於行政教會傳道教會機構等要職,能有文字出產要算萬幸,至於質素就別提了;第三,近十年,神學院忙於搞經濟生產,舉辦課程之多令人驚訝,筆者多次教晚間神學課程,同一科目竟然有三至四個不同課程的學生來修讀,神學院教授忙於應付日間晚間的課程,那有時間空間做深入的學術研究!甚至,我一度懷疑,現時幾份香港神學院的學刊是否仍然貫切地執行 “peer review” 制度!倘若這制度形同虛設,則神學學刊就只會淪為大家擺擺姿態的地方而己。

神學院的教席向來都是鳳毛鱗角,除了基本的博士學位外,牧會經驗,人格質素,根正苗紅都是決定性因素。更有趣的是,神學院教授職位從來沒有公平競爭的規則,人際脈絡決定了最必要的條件。所以,能否取得教席,自然考慮多方面的因素,這樣自然作出很多自我調整的舉動,縱然對前輩的說話作品看不過眼,也不會輕言出手,因為這圈子太小,說不準明天考慮你的入職,就是你寫文狠批的那位。這些權力、政治和關係的複雜性左右了很多學術上的發展和進深。

倘若以上的觀察是準確的,確令人擔心。

2010年2月9日星期二

最遙遠的距離

印度詩人泰戈爾說:「人與人之間最遙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的距離,而是我就在你面前,你卻不知道我愛你。」或許,我們也可以這麼說,人與人之間最遙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的距離,而是你就在我的面前,而我卻不懂得去愛你。

記得以前學習教會論時,讀到潘霍華 (Bonhoeffer) 的《團契生活》(Life Together) 一書時,深深被它的內容觸動。他說 “Let him who cannot be alone beware of community and let him who is not in community beware of being alone.” (叫那些不能獨處的遠離群體,叫那些無法過群體生活的遠離獨處) 在人性的深處往往有一個深刻的欲求,就是被群體所肯定和接納,但同時當人被自身的欲求所拉扯而變得不能自控時,就會把群體當作一把依附的把手,甚至成為達至目的的手段,所以潘霍華說,當我們以為能夠進入團契時,要先明白在獨處中生活,惟有在最孤懸的狀態中,自我的生死皮相才會全幅朗現,自我的種種人性的趨迫才逐一呈現,我們才會明白生命是什麼。

潘霍華更告訴我們,團契從來就不是我們聚在一起,透過我們的努力就能達成的,反倒,這樣只會製造一班群眾 (mass) 而非團契!群眾同樣有共同的目標,甚至會為同一的目標而委身,但團契是基督的身體,她並非人性中對群體生命的理想響往,也不是一個社區活動中心,是基督的身體!所以,離開基督,我們只會對教會團契抱有一廂情願的想法,那怕這想法在普通人眼中再合理不過。

基督的身體就是一幅殘障的身體,他被掛在木頭上,是被羞辱的身體。何等的脆弱和無助!每個在屬靈群體中的人都是透過和只應該透過這個身體來到達其他人的面前,而非自己來到其他人當中。潘霍華提醒我們,基督永遠應該在我們人際間成為中介,我們才能愛基督而愛他人,關心基督而關心他人,親近基督而親近他人。我們若把基督挪開,就會以一己的恨惡、喜好、善惡的標準來到達其他人的面前,甚至以自身所理解的宗教標準來論斷他人。在聖餐中,基督的身體被撕開,當領受這個被撕開的身體時,「記念」就是讓同領這身體的人學習將自己掛在木頭上,學習「虛己」,因此,聖餐禮中是重新以基督的身體來學習重建教會和團契。在記念這被撕裂的身體時,那些醜惡的臉孔和種種敵人的目光都被基督的血和肉所掩蓋,我們能夠見到的,就只有基督眼中祂所愛的那個人。

2010年2月2日星期二

一場神學教育的悲劇

最近剛完成一個晚間神學課程,過程中發生一件小事頗有意思。

我在其中一課教授基督論,談到基督教的救恩論跟基督論有重大關係,為著加強同學的討論氣氛,我故意談到華人教會頗為敏感的「一次得救是否永遠得救」的問題,不出所料,同學們各持己見,頗有火藥味。我為著加強討論,故意追問一些持肯定答案的同學。其間,一位姊妹被迫得有點氣,就反追問我:「陳教授,那你的立場如何?」我說:「坦白說,就我而論,我不太確定『一次得救是永遠得救』」,其實我準備說,這問題頗複雜,須要有很多神學的背景,不能簡單回答。這位姊妹就己經有點不耐煩,說:「那我們在醫院替病人傳福音的意義就不是白費嗎?」直到下課時,姊妹走到前面,跟我說:「我上學期上了某牧師教的羅馬書,他解釋清楚,為我解開一次得救是永遠得救的問題,陳教授,你應該找這位牧師談談,他會幫到你的!」直到這課程最後一堂,她還是苦口婆心的告訴我,找這位牧師談,當我問她:那你解釋給我知道就可以吧,她支吾以對,最後說:「你還是找他吧!」她也沒有再讀我教的神學 (二) 課程。

我並非對姊妹挑戰我,或叫我回去好好讀書而感生氣,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既然這位牧師的解釋讓你感到滿足,為什麼你不能就你所學的跟我分享呢?是否這位姊妹只須要一個讓她安心的神學答案?是否有一個跟姊妹的觀點一致的觀點就連解釋給人知道的能力也可以沒有?當接觸一個跟自己信仰神學觀點相異的解釋時,是否就只能你死我亡?

倘若神學生讀神學是要找尋一個符合內心宗教須要的答案的,就請三思;倘若神學生沒有預備讀神學是須要學習挑戰批判一己的信仰觀點的,就請三思。上述的故事,讓我覺得很可悲,信徒須要「現成信仰答案」何等欣切,一旦找到後,就連人家給你解釋的理由都拋諸腦後,還義憤填胸的為主作見證,告訴人,這就是真理!

倘若這是個神學教育的悲劇,主角是誰?

2010年1月18日星期一

幾句給反高鐵「80後」的真心話

當我從電視看到你們在立法會前的行動時,心裡為你們高興也為香港高興。不是因為你們膽正命平,不是因為你們夠「吉士」,不是因為你們夠激;是你們終於「站出來」!是你們肯為認為對的事情付上行動和代價。這份「真」已經在充塞著虛假偽裝的社會中變得太珍貴。你們不要為反抗你們的人憤怒,因為這份「真」他們覺得太陌生太異樣,以致難以接受。他們曾幾何時可能也懷有你們現在那份對真理和理想的渴求,他們當中或許曾經也為著大是大非的問題走到街上,甚至比你們做得更激進。但他們現在都向現實低頭,很大程度上,他們其實對你們又愛又恨,看見你們,他們就看見那個躲藏在利益背後和甘願被收編的自己。

通過撥款後我瞭解你們的憤怒,也明白你們的無助,當然也諒解你們當中某些過激的行動。我想,今天為你們上了一課,對政治有一份更真實的理解,對民主有一份更真實的嚮往,對群眾運動有一份更真實的認識。所以,你們更應該視這次反高鐵為一個開始,要往那裡走?如何走?那得看你們對現時你們的信念有多大的堅持。群眾運動的成功和失敗,並非以時間來計算,我相信群眾散去,真正的群眾運動才正式開始,它須要更多的香港人更多新一代的香港人明白誰更愛香港。

很多年前我也曾為著理想上過街喊過口號,甚至在工廠區跟路人談國家談民主。我告訴你,往後幾年不斷會有很多聲音很多擔子叫你離開這一切。你們的敵人往往並非這班保皇黨,而是自己!我見過太多當日批判得最烈的朋友,今日都變得最聽命的人。「不爭朝夕」,香港須要一些願意持久地不認命不低頭肯講真話的人。

2010年1月15日星期五

論懷疑

信心和懷疑往往被為信徒視為一種相互衝突的狀態,前者是應該極力去保存,對上帝以致基督教的信念懷有最大的信心,而後者卻是一種信徒應該排除甚至視之為罪惡的習性。基督教會往往多提「信心的偉人」,似乎甚少指及「懷疑的偉人」。「懷疑」總是應該避之則吉的。但從一個真實的信仰狀態而言,信心和懷疑往往是夾雜在一起的,究竟懷疑是否一無是處?又或懷疑在基督教信仰中可以有一個什麼的位置?

信仰本身並非要求人接受一組宗教命題,它其實指向一種人與終極者交往的關係,基督教信仰強調上帝是一位有情的上帝,正是要表達這種有情意的交往 (personal encounter) ,依此,信仰是活的,是在一種動態的過程中,當中重要的是涉及有限的人與無限上帝的問題。無論如何,信仰仍然是有限的人的活動,有限自然就包括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並非一種「否定」和「取消」,而是與信仰同時共存的一種對終極者的掙扎。神學倘若是一種「朝聖的神學」,則意指人對上帝的認識必然經歷一探索的過程,人到達某一點時,當以為是對上帝的恰當理解時卻發現前面原來還有更多尚未發現的真理,此時人才會繼續對上帝認識的探索。其中,懷疑可能就是一種開往更大更廣的認識的一道門框。

依此,信仰包含懷疑,同時亦須要從信仰中產生出勇氣來克勝懷疑帶來的不安。信仰的勇氣是一種冒險的舉動,略帶有信仰跳躍的含義,就是縱使對前面一無所知,或雖然未能當下馬上明白上帝要人學習的功課,但仍然有著一種「即或不然」信仰態度跨越過去。這種勇氣的產生並非對所有懷疑之物得著通透理解後產生的,而是經常伴隨著信仰而來的一種態度。

依此,有懷疑的信徒才會不甘於接納一些二手信仰答案,他們才肯對上帝有種竭而不捨的精神,努力探索信仰的真理。當這樣理解「懷疑」時,也許我們就可以對多馬的故事有著不同的理解。教會傳統總喜歡以「懷疑的多馬」來命名,甚至賦與多馬一種負面的形象:他是一個沒有信心,須要証據的信徒等等。

倘若仔細處理約翰福音這段描述,會發現多馬所質疑的對象並非復活的耶穌,而是門徒對耶穌復活的見証。從經文24節很清楚交待,「耶穌來的時候他沒有和他們同在。」意思就是經文前面19節開始談到耶穌顯現在門徒當中的時候,多馬當時不在他們當中。因此多馬並沒有跟其他門徒一樣見過復活的主,所以,當門徒跟多馬說:「我們已經看見主了。」這見證時,多馬是懷疑的,懷疑門徒的見證!就是門徒聲稱曾被釘死的耶穌已經復活的見證。如此看來,多馬並非不信復活的主,而是不信這些門徒口述的見證,所以多馬堅持除非他親自檢查過 (我非看見 …用指頭探入 …用手探入 …) ,否則他不信這傳聞。多馬其實要求一種我們經常所強調的「第一手」的信仰,而對於其他門徒的聲稱抱一種懷疑的態度。我認為這種懷疑是合理的,要讓多馬釋疑的是真正復活的主與他相遇,所以我們留心:最後多馬也沒有如他所言,真的「用指頭探入 …用手探入」才相信。其次,正是多馬這種懷疑帶領他與復活的主真正的相遇,經文似乎非常正面地表達出多馬因著懷疑然後有著真正的神學認識。

早前在香港上畫的電影《聖訴》 (Doubt) ,正深刻地刻劃出人面對信念的懷疑狀態下的表現。其中,主角 Father Flynn在一篇講道中這樣說:

一晚一艘貨船著火沉沒,只有一位船員生還,他在大海中抓住救生艇,在大海中浮沉,當對著星空時他為自己設定目標,就是努力地游直至回家為止。但很快他就無法繼續而沉睡了。隨後的廿天,他再無法看見繁星,他告訴自己他仍然是趨向回家的途中,縱然無法確定!隨著時間飛逝,他仍然在大海中,他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在正確的路途上。他在思量:自己正在回家的途中嗎?方向正確嗎?抑或方向錯誤呢?最後會死在大海中?是孤住一擲的情況!還是曾經在真理當中?我縱然沒有任何的依賴卻仍要堅持此信念?

是確定的信仰抑或懷疑的動力帶領他繼續向前呢?故事沒有結局,正如每個人的信仰狀態都不一樣,重要的是信仰是須要持續不斷的探索。

2009年12月11日星期五

牧師也瘋狂

相信近日城中基督教圈子中鬧得頗大的新聞要算是某堂會牧師公開就講道時性別歧視的言論道歉。事情始末無須在此細道,這位牧師的言論是否性別歧視也無須多論,答案昭然若揭;至於講章什麼是重點什麼是技節例子等問題,也只是砌詞之說,公道自在人心。饒有趣味的倒是他們那代牧師的心態。

一個白手興教會,由十幾位會友發展成幾千會友,被譽為全港最現代化的教會的主任牧師,自然有很多上帝的帶領和恩典在後面;但這往往也是一個試探。發展快成長快,自然容易心高氣傲,目空一切;按呂大樂的分析,他們這代人「自覺或不自覺的以自我為中心,而且還自以為是,有種指點江山的傲慢 …近年,他們老了 …承認自己傲慢,不過不要誤會,這種反省不是認錯…以很自以為是的態度自我檢討。 (《四代香港人》,頁28)

他們乘著香港在80年代的機遇,社會精英的真空,教會正是百廢代興的時期,成為新一代教會的話事人,掌握著教會的資源、權力和勢頭,大有一種「我食鹽多過你食米」的心態。他們曾經是教會的新生力量,擁有前衛的神學和牧養知識,以嶄新的方法和識見帶領教會進入香港新的時代。「論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就是他們的心境。所以,你看這位大牧出來,大有「老叔父跟下面的細講數」的樣子。

撫心自問,很難相信這位大牧不知什麼是性別歧視,若然,也真是該神學院之恥;講授講道學,很難相信他不知站在講壇就是上帝之言的出口,對這職份必須慎之敬之。他們這一代的牧者長者,手握權力,就忘記什麼是僕人。記得數年前參加某神學院畢業禮,講道者談到,基督教信仰就是要為首的必先為僕!其實,愈來愈怕一些牧者說,「我願意埋在這教會裡,」不是不欣賞他們的委身,但將自己的呼召太依附著某一特定之物是很危險的。這位牧者說:「他若請女傳道,必選身材好漂亮的。」他可能確實是真誠的,並且他大有路德:Here I stand 的信心和勇氣。他以為他真是「大佬」。

我這番話是提醒自己,當然機會不大,因為這些大佬還有很長時間話事,但若上帝願意,能有一天站在他現在的崗位上時,求主叫我多一份歉卑。(腓 2: 5-8)

2009年12月8日星期二

神的邏輯與人的邏輯

近日,在 facebook與「朋友」討論「神的邏輯與人的邏輯」間的問題。對話如下:

朋友:當一位基督徒翻開《聖經》,並把《聖經》的內容加以解譯時,這個過程已經涉及到詮譯學(hermeneutics)。《聖經》背後的主導:聖靈,是三位一體上帝的其中一個位格(person),是無限的那一位。然而,經過有限的人把神的話詮譯過後,所得出的結論基於人的有限性而有其必定存在的限制。基督說:「聖經是不能廢除的。」當然,就基督而言,作為與聖靈同份的位格,經由基督所詮譯的《聖經》內容與《聖經》的質自然完全等同,但作為有限的人,卻不能對《聖經》的詮譯有永恆的把握。既然基督教神學其中一大元素是《聖經》,那麼神學與詮譯學就存在一種不可分割的關係。詮譯學是一種哲學(philosophy)的技巧,也即是說:神學和哲學也有緊密的關係。除了詮譯,邏輯(logic)也是哲學裡重要的一環。問題是:基督教的上帝能否被邏輯有系統地處理並詮譯?回到《聖經》去,當上帝準備把所多瑪毀滅時,亞伯拉罕向祂求情,一共六次,最後,由如果所多瑪有五十個義人也不滅城,到最後十個。其實,這也是一種邏輯驅使亞伯拉罕向上帝求情。那個因就是亞伯拉罕找緊了上帝是絕對公義的這一點,才能求祂不要因著所多瑪可能僅存的義人把全個城毀滅:這是一種“A, then B”的邏輯。那麼,無辜的以撒反要死?亞伯拉罕在老年生了以撒後,上帝卻命令他把以撒當作燔祭獻給祂。如果把這事件和上面的事件放在邏輯上去處理,處理不來。連獻人祭本身也和上帝的性情也沒有任何共容之處,同樣是不能被邏輯所去理解。亞伯拉罕卻順服。如果說所多瑪求情一事是基於他對上帝性情的邏輯推理,那麼他把以撒帶到摩利亞地的舉動就是一種超越邏輯的行動。即或,「亞伯拉罕認定,神能使人從死人中復活」,這就是他在這次事件上的邏輯推理?那麼,只是為了姪兒羅得也向上帝求情的亞伯拉罕,反之不為自己年老所生的兒子求情?這不也是反邏輯嗎?亞伯拉罕和以撒從所住的地方到摩利亞地需要三日的時間,《聖經》竟然沒有記載到這三日內發生的事情。當然,最後天使止住了亞伯拉罕的手,結局倒是「合邏輯」的,但是值得留意的是亞伯拉罕對上帝的信心卻是建立在不合邏輯上。上帝對於不同處境所作出決定,超越了邏輯,上次祂這樣作事,今次可以完全相反也行。上帝不能被哲學及神學所限制。當有限的人接觸到上帝的啟示(revelation),並把其信息和身在的處境(context)拉上關係—就是神學,並以哲學為工具幫助作出詮釋的過程,必定會發現有很多超越理性的範疇。以哲學作工具的神學,一方面以人所理解的方式宣告上帝和世界之間的關係;一方面宣告人對於無限的上帝要常存敬畏的心—因為祂是滿有奧秘(mystery)的上帝。「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把一切隱祕的事顯明。」 (但以理書二章28節上)

我:亞伯拉罕獻以撒的信心,可理解為一種不被邏輯所限制的信心,因為嚴格而言,信心本身帶來的行動,和信心所指向的對象,就並非一件邏輯事件,就基督教信仰而言,信心指向的是釘在十架上的上帝,信心帶來的行動是「即或不然」的信仰。你說:「上帝對於不同處境所作出決定,超越了邏輯,上次祂這樣作事,今次可以完全相反也行。」上次這樣回應今次這樣回應,卻不等於是「超越邏輯」!首先,什麼叫做「超越邏輯」?很多人經常這樣說上帝,說上帝是超越邏輯的,但問題是說的人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都未搞清楚。其次,「上次這樣回應今次這樣回應」跟邏輯似乎沒太多關係,只能說,上帝可能有不同的考慮、甚至善變、甚至喜怒無常,但卻不能推出「超越邏輯」的結果。你說:「當有限的人接觸到上帝的啟示(revelation) 並把其信息和身在的處境(context)拉上關係—就是神學,並以哲學為工具幫助作出詮釋的過程,必定會發現有很多超越理性的範疇。」神學要指向的上帝當然是一超越者,但神學作為一種學問就須要以理性的方式進行探索,當我說:「上帝是超越理性的」這句神學命題,這命題還是合乎理性的。若上帝無法以理性的方式來理解,則「上帝無法以理性的方式來理解」這句話都無法理解!

朋友:也許教會的弟兄姊妹很喜歡推理上帝未來的做法。有時初信者聽到台上的見證分享,看到某人在某處境時上帝以某方法介入,便期望上帝以同樣的方式幫助身位類似處境的自己。如果我們是未搞清楚「上帝是超越邏輯」之意,指教老師對這方面的見解?其次,即或,「上帝無法(完全)以理性的方式來理解」也是理性分析後的一個結論,以理性証明上帝有超越人類理性認知範圍之外的空間呢?

我:我傾向認為「上帝是超越邏輯的」這種理解是腦袋懶惰的籍口,嚴肅而言,我自己無法明白可謂「一個事態是超越邏輯的」?!例如說:Joshua是超越邏輯的,這句話要進一步解釋,有很多可能的解釋。例如,Joshua是個人,他的想法很難明白,旁人難以理解他的作風。又例如:Joshua是個瘋子,精神分裂,處事行為完全無法以常人的方法來理解,等等;但這些描述是否就指: Joshua 超越邏輯的呢?第二個問題未能明白,請再說清楚。

朋友:老師在回應最後說:『若上帝無法以理性的方式來理解,則「上帝無法以理性的方式來理解」這句話都無法理解!』那麼,如果一個人在對上帝作出理性分析後得出上帝某些部份是不能被理性解釋,並以文字表達他個人對於這部份並不能解釋之原因,這就是他以理性對上帝之理解的結論?

我:對。

朋友:另外有關《羅馬書》十一章33節,「難測」的希臘文“ανεξερευνητα”,小弟在網上原文字典顯示字意為「難揣測的」,但「難尋」的希臘文“ανεξιχνιαστοι”字意卻是「不可理解的、不能明瞭的」。那麼保羅是想說神的判斷、蹤跡是「難以理解」還是「不能被理解」呢?

我:那保羅就自相矛盾了!哈哈

朋友:到底神的豐富、智慧和知識是否很難推斷,甚至不能被推斷呢?基督徒要知道神的心意又是否一件難事,甚至是不可能的事呢?保羅寫道:「神的豐富、智慧和知識,是多麼高深啊!他的判斷是多麼難測,他的道路是多麼難尋!」 (羅馬書十一章33節)「難測」(unsearchable)在這裡的希臘文是“ανεξερευνητα”,意思是「難揣測的」。之於「難尋」(inscrutable)在這裡的希臘文是另一個字“ανεξιχνιαστοι”,意思是「不可理解的、不能明瞭的」。然而保羅在另一卷書信又如此寫道:『然而屬血氣的人不接受神的靈的事,因為他以為是愚笨的;而且他也不能夠明白,因為這些事,要有屬靈的眼光才能領悟。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卻沒有人能看透他,如經上所記:「誰曾知道主的心意,能夠指教他呢?」但我們已經得著基督的心意了。」』 (哥林多前書二章14—16節)把兩段經文對比,看來神的心意是否為人所知是視乎當事人是否有神的靈住在其中。但是兩段經文互相之間並無衝突,應該說:它們對神的心意之描寫的方向是不同的。《羅馬書》指向神的豐富、智慧和知識本身很難甚至不能被人所推斷,是指當事情在這一刻發生時,人單靠自己是很難甚至不能知道上帝下一步的行動。一般來說,就一個思想正常人而言,我們總能以邏輯(logic)推理推判那個人下一步的行為。例如,當駕車人仕看到前面的道路上有彎位,人很自然就會推斷他下一步就會把馱盤轉向,這是正常的邏輯,而這種邏輯是建基於人的智慧和知識上。但是,如果神對於人是那位超越者,那麼祂的邏輯和人的邏輯大不相同也是一件可以被理解的事情。那麼,神的心意對於有限的人來說是很難甚至不能知道,並不是超越邏輯的結果,反之,它對於神自身是最有邏輯的結果。神的心意對於人之所以有一種「超越邏輯」或「不合邏輯」的感覺,是因為神和人對於「邏輯」的定義和內涵有著完全不同深度的見解—神的邏輯是一種不被人邏輯受限之邏輯。也即是說,沒有人能靠著自身肯定地宣告神下一步的行動,但神的心意卻不是沒有邏輯介入所產生的產物。也就是說,神是被邏輯所限制,正如經上說:「因為神不能否定自己」,唯一能限制神的就是祂自己,那麼神被自己的邏輯所限制也是同一道理。值得補充,《羅馬書》十一章33節的開首保羅突然用“ω”一感嘆詞的希臘字作為開首,並在同章36節以“αμην”(即「阿們」)為結束,把十一章33至36節在書信部份突然抽出來成為一段禱詞。既然是禱詞,就可以有點誇張的成份(就像《詩篇》一樣),故此在這裡只用希臘字字意去釋經和經文本身也是有問題的。如否,神是豐富、智慧和知識到頭來是「難揣測的」還是「不可理解、不能明瞭」呢?「難」和「不能」完全是兩個層面的事情。《哥林多前書》即是以另一角度看神的豐富、智慧和知識。它的觀點是指向神的豐富、智慧和知識所產生的結果—神的心意。既然神的心意是經過邏輯處理,而被處理的就是祂的豐富、智慧和知識,那麼當角度轉移到神的心意,所產生的結論就與《羅馬書》有所不同。上面也有提及,人之可以知道神的事,是因著聖靈的工作。但是,並不代表人就可以知道事情後神所考慮的各種因素。例如:理科生可以知道Albert Einstein(1879—1955)有關能量的結論是質能方程(Mass–energy equivalence),但知道“E=MC2”不代表他們同時知道“E=MC2”之所以產生的背後大量極複雜的步驟。同樣,人值著聖靈的憐憫得著神的心意,並不代表他們同時就能判斷神的心意。因為要一件事情未發生前,對某主體(subject)將會作出的下一步決定作出判斷,必須要對作出決定的主體的思緒運作有一定程度的認知,如否這根本稱不上理性,但是又有誰能說自己對神的智慧和知識有一定程度的認知呢?故此人只可以因著聖靈的憐憫看到神的心意的結果,卻不能看透神在自身邏輯的考慮過程。既然神是「超越邏輯」只是一種誤解,那麼神就是可以被理性所理解(comprehend)的主體。對於神那深不可測的豐富、智慧和知識,當它們和人的理性接觸,可能得出的結論就是它們不能被單一條直線的方向(即非絕對真理)被詮譯,甚至不能被解釋,但與此同時卻証明神是可以被理性所理解,因為神學結論的產生正正是因為人以理性嘗試理解有關神的事之產物。即或最後結論是「上帝某些部份是不能被理性解釋(expound)」,這也是人以理性對上帝之理解後得出的結論。

我:可否告知,上帝那些邏輯是不受人的邏輯限制?

朋友:小弟認為這段經文也可以是一個參考點:「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見過,耳朵未曾聽過,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二章9節)人的理性對於上帝的邏輯之表達是有限制,但並非代表上帝的邏輯就此在人的邏輯之下。

我:就你提供的經文而言,我作這樣的理解,一位父親準備了一份他的孩子想也沒有想到的禮物,這份禮物完全是出外孩子所想像的,孩子以為會是遊戲機,或者衣服之類的禮物,但原來是鋼琴!一部他還未懂得彈的鋼琴。以這例子之例,我們能說「父親的思想邏輯不能被孩子的思想邏輯理解」嗎?事實是,孩子無法知道那份禮物是什麼,按照他過去對父親的認識和自己的想法,他無法想到今次禮物是鋼琴,但這等於說父親思考的方法和準則 (邏輯) 是跟孩子的思考的方法和準則 (邏輯) 屬於兩種完全相異的邏輯嗎?坦白說,父親的邏輯其實也是很簡單的,就是希望孩子能學鋼琴之類。在這個例子中,我擔心大家混淆了兩種東西:我想到一些你想不到的東西,和我用一種跟你完全不一樣的方式程序方法來思想。我認為上帝很多時候是前者,但前者不一定是後者!我一直很想知道的是後者,就是:是否有人能指出上帝用了一些跟人完全不一樣的方式程序方法來思想?

朋友:明白老師的意思:人只是把上帝複雜化,並把上帝與自身不同的決定以「神的邏輯超過自身之邏輯」作為借口,卻忽視神是以愛作為介入兒女人生之出發點—的確是很好的提點。但是,小弟也會想問:難道後者(我用一種跟你完全不一樣的方式程序方法來思想)真的不可能在人與神之間發生嗎?例如之前所思考有關上帝之時間觀的問題,人的社會的確只能活在水平性時間線的運作中,但如果神的時間觀對人來說是以「多種可能性均在上帝的時間觀的範疇中」,那麼上帝看時間和人看時間之間會否存著「我用一種跟你(可能)以不一樣的方式程序方法來思想(某些範疇)」呢?

我:關於時間的問題,人類歷史活在水平維度,我關心的問題是活在水平維度的人能否明白非水平維度的維度?例如,上帝的時間以啟示方式縱面地突破進入歷史中,這種「突入」我認為也是可以明白的,其次,人類歷史活在水平維度也不排除人有某種向上的縱面超越追尋。至於你提及的「多種可能性均在上帝的時間觀的範疇中」,我認為這句神學命題也沒有超出人的邏輯思考範疇,例如,「在我的踢出這個球時,有多種可能性存在」這句話沒有什麼超出邏輯的問題。上帝看千年如一日,這種信仰難道有真是超出人的邏輯思考嗎?人無法做到「看千年如一日」,但不等於人的思考方式無法明白「看千年如一日」,若真無法思考,那聖經很多說話就是「廢話」了。就如 Karl Barth認為上帝是「完全他者」(whole Other) ,一位無法讓人完全掌握的上帝,但至少巴特也知道什麼叫 whole Other!不然,就連上帝是whole Other也不知道。若我們堅持這樣論點:神的邏輯是超出人的邏輯,往往結論是:我們連自己要說什麼都不清楚,或者我們只有神秘式的進路!

待繼

2009年11月20日星期五

平靜安恬的生活

工作上的轉變,生活變得簡單淨靜,家住大埔梅樹坑,每天定時帶愛犬外出,走過都是鳥語花香的小徑,吃過簡單的午飯,不是直往大學圖書館裡鑽,就是埋首家中伏案於書中。

這段日子遠離煩囂、除了間或與三數友人閒話家常,甚少應酬;因為應付開銷,接了四門教課的邀請,間中在教學中仍能享受所學所識,算是在低沉處一處良方。

為了應付下學期在大學教「宗教與生態」,從圖書館借來大批書籍,預備在09年的最後一個月,把心思意念都埋在當中,盼若有所得,說不定或能寫點東西出來。

2009年10月15日星期四

再上路

離開服侍的機構已快五個月了,這段時間學了很多功課。無意在孫寶玲牧師的博客中,讀到這段:

是的,離開十六年的群體確實不易,也不捨;但傳道書所說的「有時」,正好說明生命的逆轉並不必是接受不了的驚訝,也絕非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遽變。畢竟,不論是自己或別人的計算,在神眼裡如滄海一粟,不值一哂。一直來,神總以出人意外的平安和智慧帥領。我需要的,是一種回顧恩惠的洞見 (hindsight)和不限於人籌算的制高點 (vantage point)。於是,我以感恩、喜樂和平安的心開始這兩年的旅程,相信此行必定多有收獲。

孫牧師離開香港,經過一場風雨,現遠赴新加坡,人生和事奉的路因著艱難,才能學到功課:天地間,原來能定我罪和賜恩的,並非別人,乃是為我死而復活的主。

2009年5月5日星期二

與雞蛋站在一方的勇氣

為何一個手無寸鐵的平民站在一輛坦克車前的圖片仍如斯的震撼?

我想是因為這圖片揭示了一種真實,在人類社會中存在著極端不平衡的力量較量,力量微少的一方的惟一武器就是一己脆弱得可憐的生命。

村上春樹在以色列空襲迦薩期間,到該國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時,以〈永遠站在雞蛋的那方〉作獲獎演說,他指出: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他甚至說: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們幾乎無法掌握真相,也無法精準的描繪真相。因此,必須把真相從隱匿處挖掘出來,使之放在另一虛構的時空中,以虛構的形式表達出來。但是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先清楚知道,真相就在我們心中的某處。

歷史的真相可以被無盡的角度詮釋和解讀,甚至被力量強大的一方所建構,再以不同的渠道來貫輸,使之成為一種貌似真相的謊言。錯誤和正確的判斷也可以隨著年月的過去有更多樣化的立場,甚至連那條界線都變得模糊。但惟一不變的,又拒絕被任何力量所化約的,仍舊是那份道德勇氣。

道德勇氣不僅須要一種識別對錯的判準,道德勇氣還須要一種願意甘心赤裸裸地被強權所剝奪所有而不作反抗的堅持,這份緊持並非一種短線的公義的爭取,而是願意與脆弱的那方作長期承擔的盼望。

基督教信仰除了提供道德高台外,更重要的是透過故事、教義和禮儀等,喚醒我們認識每個靈魂的獨特和不可被取代,並且賦予我們能在脆弱那方的同時,有勇氣面對各種形式的高牆。

廿年前的北京天安門廣場展現了這種信仰的深度和道德的勇氣,他們今天對我們的挑戰是:我們是否願意和有勇氣與雞蛋站在一方嗎?

寫於2009年的五四與六四之間

2009年4月9日星期四

余牧,請息怒!

近日與紹光兄談到想開展一系列關於香港神學課題的研討會,好讓香港神學人能更有焦點地為本土神學的沿革和發展作些反思。初擬幾個題目如下:

1.香港:本色神學的搖籃
2.傳教士、香港、神學
3.香港基督教社運與神學反思
4.香港神學教育與神學反思
5.回歸、身份與中國大陸:復和神學
6.漢語神學運動與香港神學
7.亞洲神學與香港

一切皆只是非常粗疏的芻議,有待眾神學人指正和修改。紹光給眾神學人的電郵中有這一句:「未來兩至三年,神學人團契(可與漢語合作)就以此為題目,每三個月聚一次 (可議),請有準備的同道發表。」始料不及的是這卻引來一段小插曲。

余達心牧師在電郵發報後昔日即馬上回覆,言明現階段跟漢語 (指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合作此事有所保留,在電郵中提到:「漢語的學者不少與教會疏離,有的更看不起教會,也不覺得我們一直努力的是漢語神學。你有沒有看到道風山上那對聯呢﹖這麼大的口氣正是我所說的,完全不將我們的努力放有眼內。」(粗體是余牧師強調的) 究竟山上那副對聯引起余牧的怒氣呢?他在往後的另一封電郵中指出,正是這副:

道示萬民民民頌道豈獨無漢語
風啟兆戶戶戶沐風更兼有神學

他這樣說:「聯首兩句分別以道和風二字為首,而聯尾則分別以漢語和神學作結,工整非常。使人感到慚愧的是第一句:民民頌道,怎麼獨無漢語﹖或難道獨無漢語﹖無論是那個意思,都使現今從事本土或本色神學的人感到沮喪。難道只有道風山上的神學研究才堪配頌道﹖難道只有大陸學者的人文學術才夠資格作頌道的素材﹖看到李景雄前輩厚道的回應使我慚愧,但正正是因為他便使我想到,數十年如一日,不少人正為中國文化的新路向作神學反省,李景雄正是當中的表表者,也是我非常欽佩的。他的努力大抵在某些人眼中不算什麼,不是堪配頌道的神學。想到這裡,我便不能不有點神傷。我的勞騒就在此。」(粗體是余牧師強調的)

我嘗試理解余牧的意思,又或嘗試理解余牧如何理解該副對聯的意思。似乎較明顯的是,余牧師把一種相當狹隘的、排他的和專橫的意思讀入(讀出?)來,意譯或意解余牧的潛台詞就是說:道示萬民,民民頌道,怎能沒有漢語呢?而只有漢語才能有資格頌道。他將對聯上的「漢語」二字等同於「大陸學者的人文學術」又或「道風山上的神學研究」,然後就認為道風山的研究所和大陸學者的人文研究有意把頌道之功獨攬在身。也就是說,道風山的研究所故意忽略和抹殺在中國大陸學者以外的華人學者在中國 / 漢語 / 本色神學上的努力!

但若對對聯從整體來把握,似乎正想表達一種普世的心懷:在普世的神學 (頌道) 中,又怎能沒有「漢語」的位置呢!「漢語」在此當然容讓多種的詮釋,但最根本的顯然是作為普世的一員,依此理解,順理地可詮釋為一種漢語言文字 (Chinese language) ,意即在諸多語言體系中皆能頌道 (做神學) ,試問又怎能沒有漢語言文字呢!依此,應該不會有余牧的意思。

其次,第二層可能的意思則較富爭議性。這意思是把對聯中的「漢語」狹義地理解為過去十多年在中國大陸學界所發動的一種具人文性的基督教研究。依此,或許正如余牧所認為的,對聯的意思就變成在民民頌道中,又怎能沒有這種人文性的基督教研究呢!當中就涉及一種教會神學人常指責的,這種人文性的基督教研究能有資格算作可以頌道的材料嗎?當然,若不算,就意味著指責者自身具備一種什麼才是真正神學的議程,這是可以討論的。但若我們只謙卑地想「頌道」而非「做神學」,誰人有資格指責一種非認信的基督教研究不容許他們頌道呢?

最後,極可能是余牧的心底話。「漢語神學」本身就很霸道,把過去香港這批努力做本色神學的神學人排除開去,難道只有他們這些人文性的基督教研究才有資格代表中國人來頌道嗎?若余牧是這樣理解的話,則是一個誤會。大陸的所謂漢語神學從來沒有打算要取代香港的神學人的位置,要談香港神學他們就不會多事,請余牧別像驚弓之鳥。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亦沒有排除或看低香港神學人的努力,所更替李景雄出版他的《與龍鳳共舞》書。他們定意是多作對話和溝通,並無主張誰主導誰。

什麼人看出什麼東西來。單單一副對聯讓余牧表達出他那種充滿敵意的心態。余牧,我看不出這種心態能對香港神學有什麼建樹。

2009年3月11日星期三

鏡頭下的真相

近日,一同事對以前我的相片看不過眼,認為是把我的學者風範給糟踏了,就二話不說,拿起相機,要求我擺出幾個像樣的姿態。我最怕在相機前裝模作樣的做出各項動作,很異相的;但從他的角度看卻是水準之作。

其實「自然」是否必然就是「不著跡」?在意又是否必然「不自然」甚至「反自然」?人在鏡頭前真的能做到「自然」或「真實」嗎?

近日兩位過去淫照女星再度亮相,一位聲淚俱下,楚楚可憐,還是老調子:那時我天真我傻,愛了個不應愛的男人,大抵上就是:請你們可憐我,給我一個機會;那邊廂,女星痛罵男生,義憤填胸,大抵上就是:公道自在人心,有種的就站出來。

她們是如何面對鏡頭的呢?多年前的那個卿卿我我的鏡頭,和今天萬千眼睛注目的鏡頭又有否相似或不似呢。

鏡頭能部捉的總是一個片斷,片斷背後有太多的留白,甚至連局內人也未必能看透,Walter Benjamin 說過,攝影徹底改變了我們對真實的觀感和理念,所以,若仍然介懷鏡頭下的真假判斷,就仍不得要領,在現代 / 後現代的世界,沒有真實,只能複制、再造和重覆 …

所以,別看了那個像學者的我就真以為是學者,學者是被置定下被造出來的。

2009年3月10日星期二

《聖訴》(Doubt)



究竟是什麼讓人能相信自己沒有見過,沒有充份証據的東西?是一份信念?還是一份懷疑?

懷疑的極至,是否仍然是一份信念?若是,這份信念又為何沒有被懷疑所否定?是否存在著一種更深沉的東西影響著我們的信念和懷疑?

究竟是懷疑抑或信念驅動著我們往前探索未知的將來?

信念與固執如何區分?懷疑與否定如何區分?

這些問題都是看罷《聖訴》(Doubt) 後苦思良久的。

2009年3月3日星期二

眼前話別餅為皇天傷痕命,身後留念酒是救主鮮血潮


從網上找到台灣的鹽水天主堂,竟有這等本色化的聖堂建築,似乎比香港的道風山建築更為激進,附圖是其中聖母亭內的聖母像和聖子像。詳參以下網頁:http://www.wretch.cc:80/blog/enigmaze/13108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