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任何問題比政治立場更能考驗教會的忠誠，而教會的宣講也從來沒有非政治性的，每當教會就信仰或社會問題作出宣講時，她就同時表達出她所站立的位置、認信的對象和內容、及政治取態。所以，問題並非有無政治神學，問題反倒是有什麼樣的政治神學；教會也從來沒有政治中立，反倒是教會應該有什麼的政治立場。
教會並非上帝國，她是在世上有形有體的組織，她無法也不應企圖擺脫跟地上政權的現實進行角力。依此，教會在面對強大的政治現實時，就足以考驗教會能否保持信仰的清醒、智慧和忠誠。問題往往並非在於教會對政治現實是否應該妥協或能否就政治問題作出恰當的回應，往往叫教會喪命的是不假思索地以福音信仰為政治議程作注腳，若然，無論是對聖經的詮釋、神學理論的解讀和教會歷史的借鑑統統都一慨可以作為為政治效力的僕人。最喪膽和叫人吃驚的，是教會如此行，還全心全意地以為行在上帝的旨意裡。
所以，德國希特拉政權下的德國基督教運動 (German Christian Movement) 內的牧師、神父、神學家和信徒並非每個都是政治幼稚的，反而他們大部份皆是非常出色的信徒。問題是這批羅馬大公教會和路德宗的部份信眾基於什麼原因能跟國家社會主義混在一起，甚至主動配合？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的慘痛經驗讓德國信徒寄望德國能在政治舞台上盡快站起來，這種民族主義的壓倒性勝利容易讓人將民族、德意志的優良血統、國家至上放在生命的首位。為了盡快促進國家的統一力量，實現一種政治上的強人領導，德國人民似乎也傾向對西方現代性所嚮往的個人權利自由、民主政治體制等，視之為阻礙國家實現強大理想的敵人，這種對民族強大的期盼，不惜以將國家命運交托給納粹黨的權力意志為代價。
德國基督教神學家對這種政治現實的認同大不乏人。Hirsch 指出希特拉就是上帝所使用的器皿，來促進德國民族的復興；德國教會應該認清這種上帝臨在於地上政權的信仰，德國人民和教會再沒有別的選擇，Hirsch認為信徒只能在歷史的進程中察見上帝的作為，信徒所歸屬的屬靈界域與政權法治的屬地界域，因著信徒良心和道德須要對應可見的法治領域，以致Hirsch認為路德所指出的兩個國度雖然是分開，但卻在信徒和人民的內心裡結合起來。他認為德國人民只有順服上帝和順服政權才能實現愛國的終極目標。就1933年的具體政治現實而言，希特拉所帶領的德國，正是 kairos ，上帝進入德國歷史的決定性時間。
1939年，德國教會在納粹政權的強勢領導下，設立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and Eradication of Jewish Influence on German Religious Life，這機構的工作就是將耶穌詮釋為 “Aryan Jesus” ，並透過多名新舊約學者的努力，研究耶穌是死於猶太人手上的神學—政治結論，進一步推進基督教反猶太人主義的論述力量。這批基督教學者和牧師不僅以納粹為其政治效忠的對象，更為耶穌、保羅和早期教會來個漂亮的政治化裝，使基督教與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相結合，並為開展迫害猶太人和殘殺猶太人提供宗教的合法性。
Tillich認為Hirsch誤解了 kairos，上帝確實臨在於人類的歷史中，但倘若這種kairos只有一種神秘—聖禮式的理解，後果將會是災難性的，教會就無法區分政權和上帝，並誤導信徒地認為政權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Tillich指出 kairos永遠須要有一種辯證特質，就是一種先知和終末性的批判進路，倘若這就是一種「新教原則」 (Protestant Principle) 永遠拒絕將有限無限化，就應該貫徹和徹底地執行此原則，就是連政權和教會將須要在這原則下被批判！
Tillich跟Hirsch同樣認為，德國教會當時並無其他選擇，分別是Tillich認為德意志的歷史命運只有讓教會徹底對國家社會主義進行批判，不然，德國的納粹黨將會摧毀德國以致歐洲文明。這場鬥爭的戰線最困難的並非對付國家社會主義，反而是教會的內部鬥爭。在當時的具體情況中，教會只能效忠於她惟一效忠的對象—耶穌基督 (巴門宣言) 來對任何 (對，是任何！) 神聖化的論述作最激烈和徹底的批判。
因此，歷史告訴教會，「你們不能事奉兩個主」，信徒要認清種種帶著基督教信仰面紗背後的政治議程，「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神的不是，因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就是出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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