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宜昌之行【1】

乘開會之便，邀請方大學請與會者到三峽一遊，宜昌市為遊三峽之名城，又是大壩所在，成為湖北之重要發展城市。從下游往西上，遊西寧峽一段，觀山上人家與水上人家，聽土族人唱山歌，自有另種山城興味。

遊船所經雖非三峽之最美處，又因當日霧大，峽形山勢未見奇偉，然對少見自然景觀之我，已夠消受。霧繞山崚，更覺神秘莫測，頓起種種蜀山聯想，以為古人神仙異士於山嶺間雲遊山水，逍遙物外，自得其樂。

下船上山一段，又見巨石突出，為玉皇大帝從天賜下，懸立山巔之壁峭間，實為鬼斧之作。導游乃本地人，邊走邊唱，山歌樸素，繞樑山際，迴音存間，頓覺人與人之交往神妙，前人於山澗難見一面，只以對唱傳音，種種愛情人情事於歌曲字詞間傳送千里。音繞山間，空靈一片，喚醒天堂凡間各神靈。

再往前遊一段，又見峽旁倚傍幾首帆船，下船往山澗走，尋幽探秘，峽壁險峭，淙淙流水，於盡處見瀑布潺潺而下，自是人間避靜處。同行日本學者讚此美景奇偉，跟日本山勢比較，略勝一籌，關鍵在中國景觀動態性強。

見此景觀，康德言之壯麗感頓出，惟感人之渺小，人事世事自於山水間煙消雲散。

在刺蝟與狐狸之間：神學人的掙扎

博客朋友問我：要如何掙扎才能有神學出自生命的表述呢？今天的神學家是否太舒服而失去了神學的敏感性，從而失去了神學本身的生存意義呢？

令我想起與紹光兄數月前談到中國大陸知識份子與香港神學界的神學人的問題。80年代，一批從外國畢業回來的神學人出掌各神學院要職，教授神學，一時無兩，相對於香港當時的基督教界，這批學人充當了神學啟蒙者的角色，展示了神學的各種可能性 (當然，今天看來，還是相當有限的) ，在相當平穩的80年代，這批神學人沒有深化他們的神學，也未能在公共領域中展述神學的論述，借用許紀霖教授的用語，他們當時是一批啟蒙者，我卻認為是被啟蒙的啟蒙者，啟蒙者的工作是開展視野，眼界是廣闊，境界是高的；但往往流於空談，但由於是啟蒙者，這就不礙事了！

90年代，更多被上述啟蒙者啟蒙過的新一代神學人回港，這批學人批判地承繼著 80年代意識，他們更多能於專業的領域內大展拳腳，論神學深度比他們的前輩更為優勝，沒太多空談，更能專注和反思神學問題。可惜，隨著這批人轉入體制內，教會群體的要求增加，這批原是刺蝟型的學人，慢慢就變成狐狸型的人。狐狸的學人興趣廣泛，不專注於某一領域。但礙於他們的學術背景和訓練，狐狸的嗅覺不足，廣而不精，慢慢又淪為泛泛之談。至於深邃的神學反思，對他們而言已經沒有實質性的必要。

許紀霖教授認為：刺蝟為體，狐狸為用。在專業中行刺蝟之道，公共領域則作狐狸。這無疑是提出了又要牛奶味又要朱古力味的兩難。若沒有相應訓練，沒有相應的信仰識見，沒有那種心懷，恐怕只能當刺蝟不像狐狸不像的四不像。

參考：許紀霖：《回歸公共空間》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神學家的生死愛慾：潘霍華【2】

潘霍華在1939年寫給尼布爾的信中表達他到美國是一個錯誤的決擇：

I must live through this difficult period of our national history with the Christian people of Germany. I will have no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ristian life in Germany after the war if I do not share the trials of this time with my people … Christians in Germany will face the terrible alternative of either willing the defeat of their nation in order that Christian civilization may survive, or willing the victory of their nation and thereby destroying civilization. I know which of these alternatives I must choose; but I cannot make this choice in security.

作神學家或做神學原來永遠不是在安舒的環境下做的！甚至這種神學要把你的命也斷送！對他而言，神學不是空談，是生命，是追隨基督為基督而死的生命，也是基督所彰顯的教會，為這教會而死的生命。這種徹底的靈性觀就把潘氏的生命送上納粹的刑台。

在 1940年的一個下午，正當潘霍華與好友 Bethge 在咖啡廳享受陽光之際，突然傳來廣播「法國投降！」全場鼓掌，興高采烈，有人甚至站在高桌上跳舞歡騰，未幾，眾人向希特拉敬禮，高叫：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ueber alles !” 潘氏立刻站立、敬禮、唱歌 ….. Bethge 大惑不解，潘氏低聲對他說：

“We shall have to run risks for every different things now, but not for that salute!”

一個神學家就這樣幹起謀殺希特拉的行動，一個深愛自已祖國的神學家就全心全身投入間碟的工作。神學再不是在課堂教授、再不是在講台宣講、神學就是每日的掙扎、每次的行動。從此他就過著這種 “double life” ，在當時沒有一個信義宗的神職人員會參與這種高度的間諜行動，沒有一個認信教會的牧師會要生命作為推翻政權的工具。潘氏內外受困，外是納粹政權，內是認信教會的張力和不解。潘氏在這種無間道的環境下開展他的政治神學。

在 1942年潘氏的自白中充份流露他的掙扎：

我們是醜惡事蹟的沉默證人，我們飽經世故，我們是裝腔作勢的高手，並且懂得說含義模糊的話，由於過往的經驗，我們變得對人猜疑，並且必須隱瞞真相、對實情有所保留；我們由於那些難以承受的衝突、變得懦弱，或者甚至可能玩世不恭──我們還有用嗎？

他在獄中寫了一篇文章：何謂說真話？真實是對應那實在者 (das Wirkliche) ，倫理不能脫離實在，在欺騙說謊的日子中，潘氏堅持是在世的基督—那實在者，才有資格向人提出真實要求，基督徒的倫理學是追求責任的完成，如紹光兄所言：人的「責任」之所以可能乃在於耶穌基督，在於人對耶穌基督當有的生命的回應。這回應就是對他人的生命負上責任，因為耶穌基督的生命乃是為他的生命。另一方面，責任是跟罪咎／愧疚 （guilt）相關的。因為這種負責任、承擔並非終極的，有可能出錯，故此要有罪咎感，要尋求上帝的寬恕（forgiveness）。

還記得潘氏講過，其實沒有所謂的基督教的倫理學，有的只是基督對人的要求，這要求是要求人赤裸的躺下在基督的主權下，而非一種道德自律的反思。

9．11的五年過去

回憶產生很多懼怕和悲痛，帶來那些無以名狀的恐懼。每一年這個時候提醒我們人性的高貴和醜陋。我們須要這些影像，以免事情會愈發被遺忘，縱然我知道影像會叫我們處於冷靜地欣賞，這種冷靜叫自己遠離人性，但除了這些，還可以怎樣叫我不致於遺忘這一切！？

不喜歡梁文道那種抽離和轉移視線的做法，我看 9．11從來都從小處著眼，沒有政論者的全球角度，我見到的是一個個的生命，聽到的是在機上與親人作最後告別的叮嚀，這一切每次都讓我戰抖，每次都讓我流淚。我想人世間還能有愛還能有情，也就不過如此而己。

曾親自到過世貿遺址，空洞的一大片荒地，真無法想像那石灰下埋下了多少支離破碎的身軀和生命。旁邊張貼滿相片和字句，親人朋友都依依不捨，把心留在那裡。

自己好擔心人愈發把事情遺忘，在追憶裡卻可以更與死去的人相近，聽人說過：生者要求死者把自己記住！遺忘是輕省的，回憶卻是沉重的。但9．11後，我們是沒有選擇的，只能過沉重的將來。

還記得，那一年記念9．11大會上，主持把每個死難者的名字一一讀出，讀了將近個多小時。每個名字都很沉重。

回憶雖然沉重，但比遺忘的輕省來得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