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刺蝟與狐狸之間：神學人的掙扎

博客朋友問我：要如何掙扎才能有神學出自生命的表述呢？今天的神學家是否太舒服而失去了神學的敏感性，從而失去了神學本身的生存意義呢？

令我想起與紹光兄數月前談到中國大陸知識份子與香港神學界的神學人的問題。80年代，一批從外國畢業回來的神學人出掌各神學院要職，教授神學，一時無兩，相對於香港當時的基督教界，這批學人充當了神學啟蒙者的角色，展示了神學的各種可能性 (當然，今天看來，還是相當有限的) ，在相當平穩的80年代，這批神學人沒有深化他們的神學，也未能在公共領域中展述神學的論述，借用許紀霖教授的用語，他們當時是一批啟蒙者，我卻認為是被啟蒙的啟蒙者，啟蒙者的工作是開展視野，眼界是廣闊，境界是高的；但往往流於空談，但由於是啟蒙者，這就不礙事了！

90年代，更多被上述啟蒙者啟蒙過的新一代神學人回港，這批學人批判地承繼著 80年代意識，他們更多能於專業的領域內大展拳腳，論神學深度比他們的前輩更為優勝，沒太多空談，更能專注和反思神學問題。可惜，隨著這批人轉入體制內，教會群體的要求增加，這批原是刺蝟型的學人，慢慢就變成狐狸型的人。狐狸的學人興趣廣泛，不專注於某一領域。但礙於他們的學術背景和訓練，狐狸的嗅覺不足，廣而不精，慢慢又淪為泛泛之談。至於深邃的神學反思，對他們而言已經沒有實質性的必要。

許紀霖教授認為：刺蝟為體，狐狸為用。在專業中行刺蝟之道，公共領域則作狐狸。這無疑是提出了又要牛奶味又要朱古力味的兩難。若沒有相應訓練，沒有相應的信仰識見，沒有那種心懷，恐怕只能當刺蝟不像狐狸不像的四不像。

參考：許紀霖：《回歸公共空間》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