腿蛋治與西多士

與友人談到在那裡還能喝最地道的港式奶茶，就觸動我回想兒時在瀝源村品嘗茶餐廳的時光，今日除了再難找到昔日那種寬邊杯載著茶濃奶香的奶茶外，讓我想起另外兩種美食，同樣在今日快餐文化裡難以尋回那種質感和味道。一是腿蛋治，二是西多士。

我當然還可以在快餐店嘗到腿蛋治，但都是預先包裝好的。腿蛋治的美味首要是鮮，意思是當中的火腿和雞蛋必須即叫即做，夾在兩層麵包中的材料的熱氣把火腿和雞蛋的鮮味流溢出來。其次，蛋必須半生熟，太生無法放進在麵包中，太熟無法嘗到那種流質的感覺。記得兒時嘗到的都是把火腿切絲，混在煎蛋中，蛋在半熟的狀態，新鮮承出，入口後稍有少量蛋黃流出，此才上品。冬天吃尤覺暖意，麵包皮是冷的，火腿和雞蛋是熱呼呼的。人間冷暖，自在一份腿蛋治中透出。

西多士，全名法蘭西多士，法蘭西是否真有這種多士真不得而知。厚厚的麵包塗上香滑的牛奶，再放在熱油中炸。不知什麼原因，今日快餐店的都是給炸開了邊的，無數條狀的炸絲在外層存留，無益無味。完整的一件工整的西多士就是工夫。一般加糖漿和牛油。先切開後塗漿料，還是相反呢？太太教我，把西多士表面叉些小洞，再塗牛油和糖漿，讓他們都隨小洞滲進麵包裡，後再切開，則為美味。好吃與否，關鍵全在甜的程度，這又關乎牛油和糖漿的份量，心得沒有，盼各位告知。內含花生漿的則覺太甜，非本人所好。

若有告知現時香港那裡還能吃此美食，心存感激。

何謂信心？

如果以為靠著信心一路走下去，就可以逐漸看到周圍逐漸明亮，那麼，其實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信心，充其量，只是時間。只有當我們從一個黑暗走進另一個更深的黑暗，從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走進連時間都要靜止的黑暗時，我們才體會得到信心這盞手邊唯一的小燈，是我們全部的指引。
--- 郝明義《那一百零八天》封底文

趙紫宸在道風山

偶然翻查《道風》期刊，第五卷，第二期 (1938) ，在「道風山大事記」中發現關於趙紫宸做訪香港道風山的報導，標題為「趙紫宸博士來山演講」，內容如下：

十一月廿九日上午八時半，前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博士乘去印度參加基督教會議之便，特來山演講，將佛教基督教各問題比較討論，而歸納於一個上帝之內，聽者皆受益非淺。

這次做訪和演說是1938年，記憶所及，趙氏於三十年代初神學思想起了轉變，他於1932-33留學英國，深受當時的巴特神學影響，於1934年的〈我的宗教經驗〉中已重視他早期曾一度輕視的啟示觀念，而他的〈巴德的宗教思想〉則是1939年出版。據林榮洪的研究，趙氏確實於1938年12月參加印度的國際基督教宣教協會的會議，並在會上發表〈論啟示〉一文，按林榮洪的轉引，趙氏當時的觀點是

基督徒有需要在耶穌基督身上找尋上帝特殊和獨特的啟示，這啟示本質上有別於自然界、歷史，和非基督宗教裡上帝的啟示。

從《道風》期刊的報導 (可惜已找不到趙氏的發言稿) ，及緊接的印度會議的發言，似乎隱含某種趙氏神學發展的過渡期，從期刊的報導 (若是準確的) 而言，趙氏當時在宗教問題上似乎存在某種包容論的觀點，「歸納於一個上帝之內」，當然我們無法亦不應把這句含糊的報導作過份的聯想，但宗教上的排他論立場應該是可以被排除的；同時，一個月後的印度發言，又似乎突顯出趙氏某種普遍啟示的觀點，即上帝在其他宗教中有他的啟示，只是基督教是特殊和獨特的。

就基督教與其他宗教的關係而言，似乎趙氏在1933年後 (接觸巴特的神學後) ，出現一種巡迴不定的觀點，究竟基督教和佛教都包括在上帝的救恩和啟示之中？或他們還是有價值上的高低呢？

1938年的初冬，想在道風山，趙氏應曾與艾香德有個對話。還有，該印度會議，趙氏與艾香德是一同出席的。

文物和集體回憶

在一輪討論北京城的拆和建的討論中，尤記得一位外籍城市規劃和建築師對中國學者這樣說：「在討論北京城應怎樣拆和如何建，我希望中國學者和專家注意，今日我們西方國家有的，你們明天都會有；但今日你們有的，我們永遠不會有。」

想起1950年，正值中國大陸建國之初，百廢代興，北京城之城牆一方面象徵著封建社會的落後，又標致著落後國家的陳舊，引起人們討論要把它拆掉！當時，梁思成寫就的〈關於北京城牆存廢問題的討論〉這樣說：

這個城牆由於勞動的創造，它的工程表現出偉大的集體創造與成功的力量，這環繞北京的城牆，主要雖為防禦而設，但從藝術的觀點看來，是一件氣魄雄偉、精神壯麗的傑作。它的樸實無華的結構，單純壯碩的體形，是為了解決某種需要，經由人民集體勞動的血汗、精神與實力與技術，所成功創造出的。它不只是一堆平凡疊積的磚堆，它是舉世無匹大膽的建築紀念物，磊拓嵯峨，意味深厚的藝術創造。無論是它壯碩的品質，或是它軒昂的外像，或是那樣年年歷盡風雨甘辛，同北京人民共甘苦的象徵意味，總都要引起後人複雜的情感的。

一件城市的文物的價值與該文物身處的地理人文和歷史處境是分不開的。正如一張陳年的全家福照片，其價值是由於相中人的共同歷史、關係和種種外人不容易明白的深情往事所織成。這張相片若放在其他人手中，放在另一地理環境必然將其所沉澱的種種意味改變。同樣，當人拾起一張童年的舊相片，他會找到自己，找到築成自已的歷史部份，簡而言之，人與外界的環境建築相互築起一種意味深遠的文化構成。雙方的缺失都造就了意義構成的失調，自已經常感到身處急劇變化的大型商場中的茫然失所之感 (Unheimlichen) ，也就是一種無根和無法找到歸屬的存在迷失。

所以當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表示，往後的香港文化政策要加入集體記憶原素，應是正面的。但集體回憶並非一種可量化和實証之物，甚至乎是頗為主觀。歸根結底，究竟我們有多重視歷史和人文關懷，對放開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野心有多大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