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和集體回憶

在一輪討論北京城的拆和建的討論中，尤記得一位外籍城市規劃和建築師對中國學者這樣說：「在討論北京城應怎樣拆和如何建，我希望中國學者和專家注意，今日我們西方國家有的，你們明天都會有；但今日你們有的，我們永遠不會有。」

想起1950年，正值中國大陸建國之初，百廢代興，北京城之城牆一方面象徵著封建社會的落後，又標致著落後國家的陳舊，引起人們討論要把它拆掉！當時，梁思成寫就的〈關於北京城牆存廢問題的討論〉這樣說：

這個城牆由於勞動的創造，它的工程表現出偉大的集體創造與成功的力量，這環繞北京的城牆，主要雖為防禦而設，但從藝術的觀點看來，是一件氣魄雄偉、精神壯麗的傑作。它的樸實無華的結構，單純壯碩的體形，是為了解決某種需要，經由人民集體勞動的血汗、精神與實力與技術，所成功創造出的。它不只是一堆平凡疊積的磚堆，它是舉世無匹大膽的建築紀念物，磊拓嵯峨，意味深厚的藝術創造。無論是它壯碩的品質，或是它軒昂的外像，或是那樣年年歷盡風雨甘辛，同北京人民共甘苦的象徵意味，總都要引起後人複雜的情感的。

一件城市的文物的價值與該文物身處的地理人文和歷史處境是分不開的。正如一張陳年的全家福照片，其價值是由於相中人的共同歷史、關係和種種外人不容易明白的深情往事所織成。這張相片若放在其他人手中，放在另一地理環境必然將其所沉澱的種種意味改變。同樣，當人拾起一張童年的舊相片，他會找到自己，找到築成自已的歷史部份，簡而言之，人與外界的環境建築相互築起一種意味深遠的文化構成。雙方的缺失都造就了意義構成的失調，自已經常感到身處急劇變化的大型商場中的茫然失所之感 (Unheimlichen) ，也就是一種無根和無法找到歸屬的存在迷失。

所以當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表示，往後的香港文化政策要加入集體記憶原素，應是正面的。但集體回憶並非一種可量化和實証之物，甚至乎是頗為主觀。歸根結底，究竟我們有多重視歷史和人文關懷，對放開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野心有多大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