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戲院打上原本德文片名「Das Leben der Anderen」（他者的生命）時，心中就準備一次被他者突入生命的準備！在89年前的東德極權社會中，要透識他者的生命，原來只能透過「竊聽」這種不道德行為，正因為是「竊」，因而卻能進入生命的最深處，正是這份「深」震懾了秘密警察韋斯勒的生命。因為「竊聽」的反道德性，卻呈現了一種人物間道德性的相遇。社會制度和人性的荒謬永遠無法克勝心靈中最微弱和片斷的良知和情愛，導演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 輕描淡寫出秘密警察韋斯勒生命和意識的轉變，沒有做作，不作喧嘩，生命本然就是這份被觸動之感。一個視他人為他者的社會可以是以一己吞噬他人的社會，當中沒有人性，也不留情感；但影片透徹出另一可能：視他人為他者的社會也可以是讓他者進入一己生命中，而被轉化和改變的社會。
片末韋斯勒在書店看到戴文寫就獻給自己的《好人奏鳴曲》一書，韋斯勒當年用生命和前途成就戴文的生命，戴文卻以藝術文字回應韋斯勒的行為，兩者同時是他者成就一生命的結果，以不同方式向極權和非人性的意識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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