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典範與漢語神學

據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 1929- ）認為，自啟蒙運動以降，一種普遍、放之四海皆準的理性觀是不充分的，這導致多種相互競爭而又無法協調的傳統相繼出現，他指出，在這些諸傳統中，他們只能按照自身傳統的理性觀念評價其他對手，因此，根本沒有一種調和各方分歧的中立標準。這種相對主義的局面，可說是中世紀過渡到現代世界時，對舊有統一世界觀圖像的捨棄、代之而起的多種價值觀的結果。若然，不同傳統之間就無法取得一種相互理解的框架作為參照，在現代世界的不同傳統之間，或處於同一傳統之內所進行的對話是否可能亦頓成為難題。麥金太爾提出一個出路，他引入一個「知識論危機」（epistemological crisis）的觀念，生活在某一傳統內的人，就是接受了一種特定的模式來觀察世界，但當這種模式出現問題，就使得生活於該傳統的人處於一種危機當中，這種危機就是周遭世界發生的事情變得難以理解，慣於使用的舊有模式亦變得錯漏百出，更嚴重的是他根本無法選取那一種模式，讓他應付當前的困局。麥金太爾認為這種知識論危機是指涉一個傳統無法再進行內部的更新和轉化，並且無法在自身傳統中抽取可供使用的資源面對這個危機。這個描述有點跟庫恩（Thomas Kuhn）在描述科學典範面臨危機時，被迫要進行科學革命，以新的典範取替舊典範的情況相若。

要解決這種危機，麥金太爾提出要有一個新的慨念架構出現，並且這個新傳統可與該舊傳統維持某種的連續性，要做到這點，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這個新傳統須要有能力解決舊傳統所遇到又無法解決的問題；第二、新傳統能說明舊傳統中出了甚麼問題，以致無法克服這個危機；第三、同時，新舊兩個傳統間保持某種的連續性，意思就是舊傳統不僅沒有因為新傳統的介入而被全面摧毀，並且因著新元素的介入而被保留下來。依此，「傳統的合理性」（rationality of traditions）就被提出來，意思就是因為新傳統自身沒有碰到知識論危機，並且它又能替遇到危機的傳統提供解釋和解決的辦法，顯然易見，新傳統是較舊傳統優勝。因此，麥金太爾認為相對主義的問題是可以克服的，他在《三種對立的道德探究》一書中，正是要表明在考察歐洲三大倫理傳統—百科全書學派、譜系學及多瑪斯主義—的相互競爭的合理性時，清楚指出以亞里士多德為基礎的多瑪斯主義能夠有能力並恰當地瞭解和評價前兩種傳統，以致雖然諸傳統間仍存有某種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但仍可以判別他們之間的孰優孰劣。

我認為麥金太爾的觀點對當前的漢語神學探究有兩點值得深思。首先，從事一種對思想傳統的探究，必然涉及一種採取敘述史（narrative）的方法來鋪展傳統的面貌，按麥金太爾的理解，其實這種方法並非僅是一種對過去歷史的爬梳和考證，而是一種類似黑格爾那種哲學式歷史的智性的探究（intellectual inquiry），意指在一種歷史式的開展中揭示出該傳統的一種自我理解，這種自我理解的活動包含對該傳統進行質詢，指出該傳統的合理性何在；並且認真面對傳統中有所欠缺的部分，揭示出該傳統在面對所屬群體、真實及他者時所呈現的強處和弱項；最後就是傳統中的人透過對話、論辯來疏理傳統中的流弊，致使該傳統得以發展和進步。反觀，漢語神學傳統自身極少進行這種考察，我的意思是過往學者缺乏對用漢語表達的基督宗教的學理進行一種敘述史式的宏觀考察，以致難以對作為一種智性傳統的漢語神學進行一種自我理解，以致對這傳統會面對怎樣的困難和可能面對的困難亦難以預計。過往就中國基督教所進行的歷史考察不能與此相提並論，當然這批紮實的歷史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學理基礎，但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就歷史的橫向面而言，自景教始，究竟漢語神學已經開展過怎樣的理論型態？這些型態是如何形成？就地域而言，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及海外的不同漢語區域又呈現何種的漢語神學傳統？隨著這些過往神學的對象、社會條件、所屬群體的差異，他們的問題意識也隨之而轉移。就神學的思想形態而言，按現時較粗略的區分，人文視角的基督教研究傳統和教會性神學的傳統之間，究竟是兩個儼然二分、涇渭分明的傳統？還是一個大傳統中的兩個典範？這類問題若缺乏大規模的視角都難以處理，更甚的是漢語神學往往走上回頭路也不自知。

其次，從較微觀處著眼，近年一直縈繞漢語神學人腦際的人文學進路與教會性進路之爭，亦可被視為兩種神學傳統（典範）的相碰和對話，當中涉及不少學理的問題不便在此處理。使用「典範」這觀念來描述西方神學發展的漢思．昆 (Hans Kueng) 認為，西方神學傳統所呈現的並非單純的一種新傳統代替舊傳統的這種簡單發展，而是在徹底的延續與斷裂間 (radical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的進展，因此，並不存在一種對傳統的重新發現 (rediscovery of tradition)，反而是對傳統的重構 (reformation of tradition) 。因此，雖然改教運動的神學傳統在某個意義而言是取代了中世紀的神學傳統，但兩者在一個更深入的展面而言是維持著一種延續性的。倘若真是存在一種諸傳統間的「常項」(constants) 或共用的元素，那會是甚麼呢？按徐思 (David Tracy) 的理解，無論從屬於那種傳統，神學的理解活動必然就是一種對基督教信仰與經驗之間的詮釋活動，這種相互的詮釋帶來的就是一種「相互的批判關聯」(mutually critical correlations) 。對基督宗教傳統的詮釋和對當代生存經驗的詮釋是處於一種共時的狀態，對後者作神學詮釋時，基督教神學的效果史 (history of effects) 就已被預設了；對神學作當代的詮釋時，當代經驗亦同時被肯定了。單一的神學詮釋活動具備了兩種相互的詮釋元素在其中。顯然易見，任何傳統若以為能夠壟斷詮釋的活動和結果，都只是一種對自身傳統作一種「非歷史化」和「非處境化」的尊大舉動；任何傳統若以為能夠跳出神學歷史傳統對基督教資訊作一種「非仲介性」的詮釋，亦只是一種自覺把詮釋活動中的種種「前見」(prejudice) 視而不見的做法罷了。其次，在基督教傳統與處境經驗之間的這種「提取」(retrieval) 與「存疑」(suspicion) 的詮釋活動中，必然導致不同詮釋間的關聯，人文進路與教會性進路之爭亦是這種關聯的表現，兩種典範透過相互的批判性關聯，從而尋找一種多元詮釋中的認同 (ident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