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基督徒對文化的承擔與責任〉有感

星期主日在教會收到《宣道牧函》，是郭鴻標博士所撰《基督徒對文化的承擔與責任》，沒想到郭博士對這個老掉牙的題目還感興趣，以為他有什麼新的見解，終究又是對不住地球的作品。

全文精神鼓勵信徒積極參與文化改造和更新，提出聖經和神學對文化抱有正面和負面的評價。郭博士不斷提出基督教首要在與俗世文化劃清界線時，卻沒提到基督教會本身就是文化的建構部份，甚至教會正在塑造某種文化模式。故此，基督教與文化往往並非如郭文所言是涇渭分明的兩個領域，基督教甚至製造強人文化、中產意識和敵我矛盾的文化。所以，當教會要改造文化時，是否必須同時須要改造教會自身的文化？

嘗言基督教會對香港文化未能有所建樹，此言當然有錯謬之處，但教會往往有種「分別為聖」的宗教情意結，對於俗世社會的文化建設興趣不大。郭文本身並無處理這問題，甚至強調基督教身份是首要的，「沒有劃清界線的第一步，就不能奢望改變現實。」基督徒身份的確立真是文化改造的必然因素嗎？沒有確立基督徒身份的基督徒就無力進行文化改造嗎？眾多週知，自由是文化創作的必須原素，基督教傳統當然不一定會阻礙這種自由創作的發揮，但動輒就要以信仰傳統的宗教真理來架卸和指導文化又是否一種難阻文化的粗暴行為呢？基督徒的影藝人就永遠不能碰同性戀課題的創作嗎？就算碰，就只能在「真理」的大前提下碰嗎？倘若文化的承擔和責任，只是片面地以基督教封閉的立場來強行「改造」文化，只會把文化扼殺和更讓自身邊緣化。

郭文強調先知在文化改造中的角色，以基督教的信仰全貌來表明立場，我認為這是認信和殉道時的心態！不是搞文化創作的態度。要在公共領域滲入基督教聲音，除了運用公共理性外，還可以利用叫非基督徒無法信服的啟示理性嗎？沒有祭司的心腸而只有先知的批判【自以為是先知有時是挺恐怖的】，就只會重覆前陣子的同性戀議題的惡果：我們永遠就失卻這班未得之民！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郭文在末段提出的具體建議：建立愛的家庭、學習音樂藝術、多做運動、培養書法興趣、逛博物館、鼓勵寫作和多逛書展！這些都是好的有益身心的活動，也是非常出色的公民教育。連非基督徒都會贊成的，我想就無須郭博士來提醒我們了！

倘若此文真是郭博士認為基督徒對文化的承擔與責任的意見，我只能說他的意見：老生常談，蒼白無力。

感情地獄 - 看《情獄》後感

帶著期待和疑問的心情看《情獄》，除了要窺探Kieslowski的心靈世界外，要解決三個女人【加上她們的母親就四個】的感情世界跟 Hell 有什麼關係！

曾聽過婚姻可以是人間地獄這個比方，Danis Tanovic 把這個比方呈現於光影之中。四段感情編纖著虛謊的真實。

大姊蘇菲活於丈夫的欺騙中，步步把虛謊揭露時換來是義無反顧的棄絕。莎蓮的虛謊是內心的，把一己隱藏在自我的心處，以平常不過的生活模式把內心的情欲需要拒之門外，她搖擺在兩極之間，從封閉處激動到完全把身體赤裸躺開。小妹安妮愛戀大學教授，謊言不僅是教授感情生活的技巧，也是她埋藏心底的虛假的投射。

更大更徹底的虛謊和欺偏其實是在她們的母親身上，從電影開始以手蓋住女兒眼睛的剎那，以避免父親的醜事被發現時，欺騙就存在。母親一直活於編纖的故事中，以致片末三個女兒將「真相」道出，她說：I have nothing to regret，就把整個虛謊的主題揭示出來。她寧可繼續活於虛假之中。

對比四個女人有四個男人，蘇菲的丈夫嘗試遊玩欺騙的感情遊戲，明查暗訪莎蓮的神秘男人更為內心那份不能公諸於世的情欲寧可隱藏真相，安妮的大學老教授在課堂內外的虛假和真實。她們的父親以生命來換取和証成虛假的力量。

導演為世人呈上多維度的虛偽和謊言的故事，為地獄添上一份人能明白的色彩，讓每日活於地獄中虛謊的世人提供一面鏡子，如同片裡的萬花銅鏡子縱然多妥多姿，終究只是流光逝影，愈看愈快樂，也愈傷感。地獄也者，不過如此而已。

神學家之生死愛慾：潘霍華【1】

在戰火連天，煙銷處處的歲月中，兒女私情是珍貴卻又奢侈。一個瘋狂的年代能留下多少窩心體貼的情話？片言隻語紙短情長就夠多少個難捱的晚上消受。這些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革命和戰爭年日，人的命途是流轉不定的，是那淀籃湖水中飄向大海的枯葉，身不由己。

在須要拋頭灑血的日子中，奢侈的情與高貴的愛叫人有不能承受的重，以致林覺民念玆在茲的愛妻愛兒終究在大理想大時代中被放下。若這位革命烈士覺得追求天長地久的生生相戀是負疚的，他就只能在曾經擁有中依戀徘徊並毅然捨棄。在讀他的《與妻訣別書》時，覺民不是在生和死中抉擇，而是選取了最輕省的放下，

「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時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無時無地不可以死，到那時使吾眼睜睜看汝死，或使汝眼睜睜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離散不相見，徒使兩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試問古來幾曾見破鏡重圓？則較死尤苦也。將奈之何！今日吾與汝幸雙健，天下之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鐘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

於他而言是輕輕的把一己之性命放下，情跟愛在放棄時又真能不罪疚嗎？倘若不該愛的年代要愛是痛，能不愛的卻為何又偏要走上注定是痛的路？我在讀潘霍華 (Bonhoeffer)和瑪莉亞 (Maria von Wedemeyer) 的獄中情書時這樣問。

潘霍華與瑪莉亞於 1942年夏天開始交往，潘氏 36歲，瑪莉亞 18歲；其時潘霍華正參與反抗和刺殺希特拉的謀反行動，未幾事敗，潘氏被納粹捉拿，在被收監前的 1943年，他倆共訂盟約，之後倆人就再無法在監獄外再見面，直至潘霍華於 1945年在納粹手下受難。獄中情書是潘氏收監至死前與瑪莉亞的海誓山盟。

長達約兩年的書信中，透現潘霍華的掙扎和期盼，不自由的身軀與無助的前路成為他更堅定地相信上帝的信仰；正如他說，自此他的生命就與瑪莉亞連在一起，「我們根本不能祈求輕省的人生 …我們的幸福在另外的、隱匿之處，我們的幸福是現今的，從前是為自己求的，從今以後則是我倆共同的功課。」

是的，對潘霍華而言，這是神學、也是生命；但對瑪莉亞而言，就只是一份生死與共的情愛，沒有太多深邃的理論亦無須過於沉重的信仰反思！她期盼的就是他倆有共赴前路的未來。對一個方華二八的少女而言，這都是承受不了的重。

當期盼和等待變得抽象的現今時代，潘氏的情書展現了另一種生命的可能，另一種愛的可能，是一種痛過方知情重的可能。畢竟這離開這個俗世太遠。

神學家的生死愛慾： 巴特【2】

巴特在天堂可能仍無法確定最愛是那個女人，但他肯定會馬上去找莫扎特，並聽他與眾天使私底下演奏《魔笛》，以回憶兒時首次聽見時的美境。為什麼要私下演奏？巴特說過，天使讚美上帝時會用巴赫，要聆聽人的內省之聲會聽貝多芬，但何時聽莫扎特呢？我想也許是當上帝竭了一切的工作，回家安息，在寧靜中與萬物共融時，就會輕輕的讓天使演奏莫扎特的《聖哉經》(Das Sanctus) 了。

在巴特的書房，掛放著受難的基督、路德和加爾文的畫像，其次就是莫扎特。每個認識巴特的人都知道巴特以一種近乎偶像崇拜的態度喜愛莫扎特。巴特每個早上都以莫氏的樂曲開始【不是聖經！】，然後才看報紙和寫教義學。他對莫的瞭解不是以音樂家的視角出發，而是徹頭徹尾的作為神學家的立場去聆聽。

究竟善於聆聽上帝之道的巴特如何耹聽莫扎特的樂曲？莫的樂章若真是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度回的話，莫是譜出了神學嗎？無疑，莫扎特是個天材，五歲就能譜寫樂曲，六歲就巡迴演奏；聽他的音樂，會聽出一種天真的歡愉和幸福，但莫一生窘迫；會聽出一種震攝人心的生死大限，但卻又輕如鴻毛；像展現一種創世的萬象，一切井然有序、協調平衡。

巴特說巴赫的音樂在宣講福音，貝多芬在深思生話的理解，惟獨莫扎特是純然的唱，在生和死、美和醜、善與惡之中嬉戲，「凝重者輕盈地飄浮著，而輕盈者無限地凝重搖曳著」(His gravity soars and his lightness is infinitely grave) ，那個音樂家能取得這種平衡？巴特認為，莫扎特的平衡並非中立和冷漠，反而是光明上升而黑暗下沉卻不致消失，歡樂超越痛苦而不解除痛苦，照巴特所言，莫的音樂表演了一種自由，是辯證的，動態的、流溢不止卻又深邃的自由！

這豈不是每個述說上帝之言的神學家所追求的嗎？在有限人言中盡其最大的自由【亦是最貧乏的自由】來言述那自由的神言！在神言的審判中負重地刻寫上帝那叫人輕省的恩典！

巴特清楚講出莫扎特的音樂是「人的聲音」(vox humana) ，正如巴特的神學所要求的，人的聲音不能亦無法被高舉致「從天上來的一樣」，正如莫扎特所言：音樂必須永遠是音樂，不能逾越亦不應瘦化！在界限之內無限地演奏，莫給我們上了一課：自由！巴特一生不也是告訴我們上帝必須永遠是上帝，人言永遠只是人言！？

今年莫扎特出生250週年，巴特出生120週年，天堂想必熱鬧。盼望巴特閒時在天堂續寫《教會教義學》，有莫扎特的陪伴，《教會教義學》應更能寫得「凝重地飄浮，輕盈地凝重搖曳」。

神學家的生死愛慾：巴特【1】

巴特 (Karl Barth) 於1968 年離世，遺願是 Charlotte von Kirschbaum 死後與他同葬，巴特妻子 Nelly完成外子的心願，當Charlotte 於1975 離世就把她同葬於巴特的墓旁，Nelly 於次年亦離開人世。今日，遊人到巴賽爾 Huernli的公墓叩謝這位近代新教神學家時，墓旁的石銘深深刻上他們三個的名字。而在巴特的懷中卻又永遠存放著他於1907年邂逅的 Ruesy 的照片，Ruesy 芳華早逝，未能與巴特長相廝守，於巴特39 歲時就因血癌離開人世。巴特生命中的三位女性，誰是最愛，想巴特至今於上帝面前仍難以回答。

經常想：沒有巴特，人會認識 Charlotte 嗎？或許一個沒有巴特的Charlotte 是怎樣的 Charlotte？一個伴隨巴特走過35 個寒暑，與他出席大小學術會議，在巴特家中共同撰寫《教會教義學》，親如家人般的身份和關係的一個女人。巴特的學生戲稱 Charlotte 是 second Miss Barth，而巴特為了Charlotte 曾試圖與 Nelly 離婚而迎娶這個研究助理！

故事要從1925年說起。

在秋風送爽紅葉遍佈山嶺的1925年10月，外面的陽光輕柔送進寬大的教室，哥廷根大學的學子正為開學修課而興高采烈，Charlott 的心卻被這位剛到來的神學教授吸引，心裡還瑩繞著《羅馬書釋義》中的句子，那次在Bergli 的夏郊，被這位教授的風采和幽默深深迷住，以致無暇欣賞夏天的景色。巴特那種先知式的激情、辯證的語言和一種嶄新的神學風格深深吸引著 Charlott，在課堂上的巴特卻又穩重、謙虛而真誠的解說教義學，畢竟是巴特頭次站在大學講壇，他那種「虛」沒被學生發覺，因為教義學已經很久沒人如巴特這樣講解了。

1926 年的一年是風雨夾著陽光的。巴特與 Charlott 深愛對方，但卻無法與 Kelly 離婚。巴特 27歲就迎娶 Kelly，這位內人有著巴特母親的性格：嚴酷和死板。但當巴特遇上Charlott，就驅趕了他長期的孤苦 (Einsamkeit) ，她不單聰慧、善解人意、有主見並願意耹聽。Charlott 眉宇間透出德國女性的傲氣，但又略略大方。巴特當時說：「與 Charlott 相處比教義容許我們在地上的生活還要更美。」

但這段情緣受到多方的壓力，來自巴特的母親、兄弟和家人；Charlott 亦得不到母親和教會的諒解，人言可畏，但卻沒有動搖半點愛慕之情。自 1929 年巴特和家人遷往 Muenster後，Charlott 就與他家人同住，直至巴特離世。Charlott 晚年不幸患上失眠症，精神大受困擾，住了9年的精神療養院直至離世。

倆人的情愛留給後人很多猜想，在想像之餘留有許多感觸，巴特不竟不是道成肉身，在情愛之間往往難於取捨。在《教會教義學》III.3，巴特寫：「She (Charlotte von Kirschbaum) has devoted no less of her life and powers to the growth of this work than I have myself. Without her cooperation it could not have been advanced from day to day, and I should hardly dare contemplate the future which may yet remain to me. I know what it really means to have a helper.」

亞當夏娃二人成為一體，夏娃正是男人的 helper，巴特有言外之音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