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家之生死愛慾：潘霍華【1】

在戰火連天，煙銷處處的歲月中，兒女私情是珍貴卻又奢侈。一個瘋狂的年代能留下多少窩心體貼的情話？片言隻語紙短情長就夠多少個難捱的晚上消受。這些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革命和戰爭年日，人的命途是流轉不定的，是那淀籃湖水中飄向大海的枯葉，身不由己。

在須要拋頭灑血的日子中，奢侈的情與高貴的愛叫人有不能承受的重，以致林覺民念玆在茲的愛妻愛兒終究在大理想大時代中被放下。若這位革命烈士覺得追求天長地久的生生相戀是負疚的，他就只能在曾經擁有中依戀徘徊並毅然捨棄。在讀他的《與妻訣別書》時，覺民不是在生和死中抉擇，而是選取了最輕省的放下，

「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時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無時無地不可以死，到那時使吾眼睜睜看汝死，或使汝眼睜睜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離散不相見，徒使兩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試問古來幾曾見破鏡重圓？則較死尤苦也。將奈之何！今日吾與汝幸雙健，天下之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鐘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

於他而言是輕輕的把一己之性命放下，情跟愛在放棄時又真能不罪疚嗎？倘若不該愛的年代要愛是痛，能不愛的卻為何又偏要走上注定是痛的路？我在讀潘霍華 (Bonhoeffer)和瑪莉亞 (Maria von Wedemeyer) 的獄中情書時這樣問。

潘霍華與瑪莉亞於 1942年夏天開始交往，潘氏 36歲，瑪莉亞 18歲；其時潘霍華正參與反抗和刺殺希特拉的謀反行動，未幾事敗，潘氏被納粹捉拿，在被收監前的 1943年，他倆共訂盟約，之後倆人就再無法在監獄外再見面，直至潘霍華於 1945年在納粹手下受難。獄中情書是潘氏收監至死前與瑪莉亞的海誓山盟。

長達約兩年的書信中，透現潘霍華的掙扎和期盼，不自由的身軀與無助的前路成為他更堅定地相信上帝的信仰；正如他說，自此他的生命就與瑪莉亞連在一起，「我們根本不能祈求輕省的人生 …我們的幸福在另外的、隱匿之處，我們的幸福是現今的，從前是為自己求的，從今以後則是我倆共同的功課。」

是的，對潘霍華而言，這是神學、也是生命；但對瑪莉亞而言，就只是一份生死與共的情愛，沒有太多深邃的理論亦無須過於沉重的信仰反思！她期盼的就是他倆有共赴前路的未來。對一個方華二八的少女而言，這都是承受不了的重。

當期盼和等待變得抽象的現今時代，潘氏的情書展現了另一種生命的可能，另一種愛的可能，是一種痛過方知情重的可能。畢竟這離開這個俗世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