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八十後」問：我們能夠改變世界嗎？

禤智偉、尹凱榮、陳家富

當傳媒和教會都一窩蜂熱炒「八十後」，我們就知道這個議題遲早因過度曝光而死亡。當第二代和第四代的大學教授、神學院院長和資深文化評論人，為如何詮釋「八十後」而筆戰，青年人已表露出討厭被書寫、被訓斥的反抗情緒。今時今日談「八十後」是否仍然可能？

「八十後」一詞在大陸最先流行，由指涉「一孩政策」下的城市新一代，演變成富有香港特色、人云亦云的「八十後」的過程，充滿了錯置誤讀、捉錯用神、講多錯多。但本文不打算學術性地剖析成年人將「八十後」的前因後果「問題化」（problematized）的錯漏百出，因為我們壓根兒懷疑成年人能否替年輕人說一句公道話。

文化研究學者湯禎兆在《日本中毒》中為文明社會的病毒發出預警，我們也嘗試挪用三齣日本電視劇集，為同病相憐的香港把脈，以說明日本即使生病，但日本人不是不懂得懺悔；但反觀香港，成年人對自己如何毒害下一代卻若無其事。

假如蘇恩佩在生

觀月亞理沙是《正義靚太》中「疾惡如仇」的齊藤太太，無論在任何場合，每逢見到有人做出有違公德、無禮貌、不誠實等「教壞細路」的行為，她也會直斥其非、據理力爭。但她不是道德重整會主席，面對快將幼稚園畢業的兒子，她不過要求自己做「一個稱職的、問心無愧的大人」。她那種「致命的認真」令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的世界顯得很荒謬。因為她曾當眾教訓一些在公共場所行為不檢的中學生，結果招惹他們到幼稚園搞破壞報復，卻反而被其他只懂息事寧人的家長加上挑釁壞蛋的罪名！當成年人滿口仁義道德，卻打壓排擠敢於為正義發言的人，就像數月前有青年機構的總幹事呼籲年輕人不要「倒」政府、不要「攪事」，證明這個社會病了！正如有宗派領袖公然說聘請女傳道要以貌取人，而本地其他教會領袖無人置喙，教會也病了！難怪「八十後」之間流傳一句話：「細個教我仁義禮智，大個要我埋沒良知！」

令人懷念的蘇恩佩姊妹曾經說過：「青年人不能忍受醜惡和虛偽，他們是不自覺的唯美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他們需要愛，而且要愛得熾烈。他們不斷在追求，追求一些他們說不出來的東西，而且衝著一股傻勁去追求；因此很容易接受別人告訴他們的是『真理』，或能『實現自我』的東西──不管是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馬克思主義；或是迷幻藥、海洛英……」青年人用雪亮的眼睛鑑察大人的一言一行，見到當權者（包括基督徒高官）對社會制度製造出來的失敗者毫無同情心，見到家長（包括基督徒家長）口是心非，既反對填鴨和競爭，但又不斷催逼兒女要「贏在起跑線上」，見到學校（包括教會學校）將收錄「好學生」看得比教好「壞學生」重要。

為甚麼大人喪失了向孩子道歉的能力？一位神學教授對我們說：「不要一竹篙打一船人，批判要nuanced，不要漠視『成年人』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他這種姿態就是文化評論人梁文道形容的「逆向犬儒」，不肯把問題「切割」，以為這就叫公正持平。他不知道「沒有人擁有真理」這句話出自當權者或無權者口中，效果有天壤之別。因為成年人認為不是所有成年人都是虛偽的，所以就不肯譴責其他成年人虛偽？但試問哪個大人不曾虛偽、毫不虛偽？是否有自知之明，才沒有勇氣指出成年人世界冠冕堂皇的禮義廉恥，根本是國王的新衣？就正是青年人眼中的醜惡和虛偽。

切勿濫用世代論

在《十四歲的教科書》裡面，志田未來飾演的初中生，懷疑被同學欺凌而自殺身亡，學校裡幾乎所有老師都用否認和謊言築起虛偽的圍牆，美其名是保護和信任其他「無辜的」學生。成年人既不肯面對年輕人不是「天使」的事實，也不能接受自己人性中的黑暗和邪惡，於是為了孩子「好」而盡量掩飾真相。可是，現代資訊社會有所謂「童年消逝」（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的現象，成年人教導兒童甚麼是「勿言、勿視、勿聽」，但孩子從大眾傳媒老早就發現，大人滿口歪理、光天化日下做盡羞恥之事。當廣州有六歲的女生說，她的志願是將來做一個貪官，是她學壞，還是我們教壞？

戲中志田未來曾經問她的班主任：「我們能夠改變世界嗎？」，這種純真使理想磨滅的成年人困惑和羞愧。一位基督徒父親說，他會誠實地向兒子解釋：「世上某些事情可以改變，某些事情不能改變」，他不知道這種含混溫吞、模稜兩可也是青年人最討厭的，因為成年人從不肯承認自己沒有分辨兩者的智慧，只聽到他們對任何改變也說「唔work」、「無用」。如今社會上不少人出來抽「八十後」的水，不去主動了解本土保育的理據就說三道四，或胡亂搬出世代論、塞車論，貓哭老鼠說要同情受傷的「八十後」。沒有讀過呂大樂教授《四代香港人》的，就不知道原來「第二代人」才是書中的主角，他寫的不是社會學解釋，而是向第一代人的寬容致敬，又或帶點向第三、第四代人的抱歉。假如，這真的純粹是世代之爭，成年人便注定失敗，因為時間永遠站在後來者那邊。可悲的其實不是缺乏個性、未經挫折的青年人，而是那些自命心懷家國、但因為與時代脫節而焦慮的「老鬼」。

我們同意嶺南大學羅永生教授一月九日說，那天起人人都可以是「八十後」，因為它是一個「政治身份」，不是一個可供問卷調查、概括論述的客觀群體，年齡不是無關、但非唯一的決定因素。無疑，回歸後出生的香港人和上幾代人所經歷的生活處境是彼此無法共量的（incommensurable），誰的香港故事才真實，是反天星加價、獅子山下、六四、九七、七一、世貿、皇后，還是菜園村？誰才是真正的「香港人」？所以，「八十後」的出現反映主流的和非主流的不同終末願景（eschatological visions）之間的衝突：他們對翻版或延續舊日的光輝神話投不信任票，挑戰社會勇於想像和開創另類的未來。

誰說「八十後」不成熟？

在奧巴馬總統上台之前，日本人已經用電視劇集《Change》選了木村拓哉做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理大臣。木村拓哉在故事裡原是小學教師，他要求用小學生也能明白的語言，向普羅大眾解釋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政策，以理想和熱情呼喚政客回憶起當初從政的本來目的——其實，對基層市民的真正需要，哪個在位者不是心知肚明？木村拓哉能夠講出「不想教導學生世間有些罪惡是無可避免的」這些令人動容的對白，自然使天下間的政客自慚形穢；不過，當扮演首相的他聲言要站在人民的陣線施政，即時與整個政治和官僚制度對立。正如梁文道所講，「大快人心」的政策未必是可行或成功的，用這種討好民眾道德情緒、以救世者心態掌權的人甚至容易走向民粹或獨裁。在現實世界，我們見到標榜為人民做實事、不講政治廢話，靠個人誠信操守當選的奧巴馬（或者馬英九），上場後的政績差強人意，甚至令一些人緬懷起老謀深算、不摘手段的政壇老手。原來在很多人心目中，有些罪惡是必要的。

同樣，「八十後」也可能空有理想熱情，而無實質長遠策略，因為他們不是要奪權執政，也就不需要提出甚麼治港藍圖；但不代表他們沒有理據，或者訴求不清晰。當然，當中有些人是因為撐菜園村才反對高鐵，也有因為反高鐵才撐菜園，有完全反對高鐵，也有只是反對政府的方案；他們可以愛恨分明，但不是為反叛而反對。作為無權無勢的反對者，他們沒有責任提出平衡各方利益的折衝方案，否則擔當異見者的資訊成本將會懲罰性地高昂。他們也無必要統一出一致的立場，跟政府討價還價，因為他們手上沒有政治籌碼，而且誰也不能代表誰坐上談判桌。「八十後」或者沒有共同的特質，而只有互相感染的共鳴；沒有領導和英雄，只有道德醒覺的號召。有論者說，「八十後」是被政黨利用、盲目無知、「三分鐘熱度」的烏合之眾，這是沒有做過調查研究的空話，輕視了年青人以其創造力和想像力所見證的主體性和個體性。他們在一次又一次抗爭失敗中表現出的堅毅和韌力，是講求妥協、成本效益、有用／無用的成年人學不來的。他們的快樂頑抗展現的積極盼望，證明他們不是憤世嫉俗。

「八十後」令人聯想到推翻現狀和秩序的暴力，因為他們的行動宣判了社會的「信任破產」，敲響了建制和權威的喪鐘。在未有民主的香港，社會已經呈現民主的早衰或老化，年輕人不但不相信政府，也不相信政黨。他們支持民主，不是要推甚麼人上台，只是爭取趕一些人下台的權利；可以想像，當香港逐步實現民主普選之後，到時已經年長的「八十後」可能是對議會和政黨最嚴厲苛刻的選民，也可能是對民主最冷漠厭惡的一群。自然「八十後」也不是要破壞一切，他們代表的次文化正尋找主流的認同，並可能有朝一日成為新的主流，卻不會完全重複舊有的價值。

天國近了，我們應當悔改！

另一個時代或者正在來臨（coming of age），香港教會和社會一樣，不是要亡羊補牢地贏取年輕一代的信任，而是要學習信任他們；不要因為青年人辜負了成年人的期望而心有不甘，而是為成年人辜負了年青人的期望，向他們求寬恕。教會對待年輕人需要耐性時間空間，不是投放更多資源、搞更多活動以盡快「解決」問題。老一輩的、在位的、掌權的必需反省自己有否變成主流社會「密謀的緘默」（conspiracy of silence）的幫兇，要學習與下一代平等共存，而不是將青年人看為「事工」的對象，因為後者根本不「需要」前者；否則，他們早晚會離開不懂懺悔認罪、使人失望的教會。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0.2.24）

華人神學研究的生態

數天前孫牧在其博客(http://greatest-dad.xanga.com/722143529/%e8%a8%8e%e5%8e%ad/)中，指出香港神學圈子的某些怪現象，讓孫牧甚為討厭，可惜他沒有就此探討下去，現嘗試在其討厭上加點理性分析的原素。

香港神學其實真正要算比較像樣的時間是很短的，我指的是開始從外國接受較正規的神學訓練，並取得博士學位為指標。中國神學研究院的成立是有重要性的，起碼它將香港華人神學的訓練和研究指標放在研究院的層次，由1973年成立至今，算是不到40年的光景，隨著70和80年代開始，香港的神學訓練就開始出現新的一頁：教授具備博士學位者眾，接受神學訓練者漸多大學畢業 (同時間香港政府於90年代初擴展大專學額，亦間接做就了接受神學訓練者的入門水平) ，還有具備學術質素的華人神學期刊的出現。倘若訓練一個接受神學訓練以致具備研究質素者的時間須要大約10至12年計，不到40年的光景，其實最多只能訓練三代人，這也比較符合現時香港神學界的時代劃界內容，最早仍然有70和80年代在西方接受神學訓練回港草創時代者，以余達心為例；第二代是經過第一代的訓練，再進而投身神學研究及回港事奉，現大致成為香港神學界最活躍的一群，可以鄧紹光為例；第三代是剛冒出頭，並未進入教會神學院等建制內，神學研究取向亦相對比一二代較多元。

我想指出的是華人神學在比較嚴謹的意義上富有深度的研究的時間是比較短的，根本談不上一種華人神學的研究傳統，亦枉論華人神學研究的道統，再加上華人教會有不少信仰的意識形態上的干擾，更令神學的研究禁區甚多。因此，華人神學的討論難免不時仍存在很多不成熟的做法和想法。正如孫牧指出的，權威主義色彩仍然濃厚，山頭主義突出等等。神學研究的道統和傳統離不開一種學術群體的建立，但這點華人神學界尤其淺薄，除卻山頭宗派傳統的隔閡外，行內人也甚少注意同道的研究方向和成果，這點很奇怪，似乎大家都不怎樣把同道的學術作品看為一回事，又或者大家心底裡都知道很多作品皆是應酬式的作品，無甚看頭。無論如何，香港神學圈的人都是各做各的，同桌吃飯各自修行，真正學術交流 (不是指應酬式的那種) 是非常少見的。

談到學術期刊，大家皆會認同期刊乃是學術交流和研究的重要園地。但隨著幾間大神學院各自有自己的神學學刊後，似乎現在有後勁不繼之感。根據我的觀察，各大神學院的學刊已經開始「塘水滾塘魚」的現象，意即學刊大部份是該校的教授的文章，並且這些文章的質素每況愈下。究其原因：第一、求過於供，香港神學學刊多但研究的人少，邀文求文的情況非常普及；第二，神學院教授忙於行政教會傳道教會機構等要職，能有文字出產要算萬幸，至於質素就別提了；第三，近十年，神學院忙於搞經濟生產，舉辦課程之多令人驚訝，筆者多次教晚間神學課程，同一科目竟然有三至四個不同課程的學生來修讀，神學院教授忙於應付日間晚間的課程，那有時間空間做深入的學術研究！甚至，我一度懷疑，現時幾份香港神學院的學刊是否仍然貫切地執行 “peer review” 制度！倘若這制度形同虛設，則神學學刊就只會淪為大家擺擺姿態的地方而己。

神學院的教席向來都是鳳毛鱗角，除了基本的博士學位外，牧會經驗，人格質素，根正苗紅都是決定性因素。更有趣的是，神學院教授職位從來沒有公平競爭的規則，人際脈絡決定了最必要的條件。所以，能否取得教席，自然考慮多方面的因素，這樣自然作出很多自我調整的舉動，縱然對前輩的說話作品看不過眼，也不會輕言出手，因為這圈子太小，說不準明天考慮你的入職，就是你寫文狠批的那位。這些權力、政治和關係的複雜性左右了很多學術上的發展和進深。

倘若以上的觀察是準確的，確令人擔心。

最遙遠的距離

印度詩人泰戈爾說：「人與人之間最遙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的距離，而是我就在你面前，你卻不知道我愛你。」或許，我們也可以這麼說，人與人之間最遙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的距離，而是你就在我的面前，而我卻不懂得去愛你。

記得以前學習教會論時，讀到潘霍華 (Bonhoeffer) 的《團契生活》(Life Together) 一書時，深深被它的內容觸動。他說 “Let him who cannot be alone beware of community and let him who is not in community beware of being alone.” (叫那些不能獨處的遠離群體，叫那些無法過群體生活的遠離獨處) 在人性的深處往往有一個深刻的欲求，就是被群體所肯定和接納，但同時當人被自身的欲求所拉扯而變得不能自控時，就會把群體當作一把依附的把手，甚至成為達至目的的手段，所以潘霍華說，當我們以為能夠進入團契時，要先明白在獨處中生活，惟有在最孤懸的狀態中，自我的生死皮相才會全幅朗現，自我的種種人性的趨迫才逐一呈現，我們才會明白生命是什麼。

潘霍華更告訴我們，團契從來就不是我們聚在一起，透過我們的努力就能達成的，反倒，這樣只會製造一班群眾 (mass) 而非團契！群眾同樣有共同的目標，甚至會為同一的目標而委身，但團契是基督的身體，她並非人性中對群體生命的理想響往，也不是一個社區活動中心，是基督的身體！所以，離開基督，我們只會對教會團契抱有一廂情願的想法，那怕這想法在普通人眼中再合理不過。

基督的身體就是一幅殘障的身體，他被掛在木頭上，是被羞辱的身體。何等的脆弱和無助！每個在屬靈群體中的人都是透過和只應該透過這個身體來到達其他人的面前，而非自己來到其他人當中。潘霍華提醒我們，基督永遠應該在我們人際間成為中介，我們才能愛基督而愛他人，關心基督而關心他人，親近基督而親近他人。我們若把基督挪開，就會以一己的恨惡、喜好、善惡的標準來到達其他人的面前，甚至以自身所理解的宗教標準來論斷他人。在聖餐中，基督的身體被撕開，當領受這個被撕開的身體時，「記念」就是讓同領這身體的人學習將自己掛在木頭上，學習「虛己」，因此，聖餐禮中是重新以基督的身體來學習重建教會和團契。在記念這被撕裂的身體時，那些醜惡的臉孔和種種敵人的目光都被基督的血和肉所掩蓋，我們能夠見到的，就只有基督眼中祂所愛的那個人。

一場神學教育的悲劇

最近剛完成一個晚間神學課程，過程中發生一件小事頗有意思。

我在其中一課教授基督論，談到基督教的救恩論跟基督論有重大關係，為著加強同學的討論氣氛，我故意談到華人教會頗為敏感的「一次得救是否永遠得救」的問題，不出所料，同學們各持己見，頗有火藥味。我為著加強討論，故意追問一些持肯定答案的同學。其間，一位姊妹被迫得有點氣，就反追問我：「陳教授，那你的立場如何？」我說：「坦白說，就我而論，我不太確定『一次得救是永遠得救』」，其實我準備說，這問題頗複雜，須要有很多神學的背景，不能簡單回答。這位姊妹就己經有點不耐煩，說：「那我們在醫院替病人傳福音的意義就不是白費嗎？」直到下課時，姊妹走到前面，跟我說：「我上學期上了某牧師教的羅馬書，他解釋清楚，為我解開一次得救是永遠得救的問題，陳教授，你應該找這位牧師談談，他會幫到你的！」直到這課程最後一堂，她還是苦口婆心的告訴我，找這位牧師談，當我問她：那你解釋給我知道就可以吧，她支吾以對，最後說：「你還是找他吧！」她也沒有再讀我教的神學 (二) 課程。

我並非對姊妹挑戰我，或叫我回去好好讀書而感生氣，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既然這位牧師的解釋讓你感到滿足，為什麼你不能就你所學的跟我分享呢？是否這位姊妹只須要一個讓她安心的神學答案？是否有一個跟姊妹的觀點一致的觀點就連解釋給人知道的能力也可以沒有？當接觸一個跟自己信仰神學觀點相異的解釋時，是否就只能你死我亡？

倘若神學生讀神學是要找尋一個符合內心宗教須要的答案的，就請三思；倘若神學生沒有預備讀神學是須要學習挑戰批判一己的信仰觀點的，就請三思。上述的故事，讓我覺得很可悲，信徒須要「現成信仰答案」何等欣切，一旦找到後，就連人家給你解釋的理由都拋諸腦後，還義憤填胸的為主作見證，告訴人，這就是真理！

倘若這是個神學教育的悲劇，主角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