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八十後」問：我們能夠改變世界嗎？

禤智偉、尹凱榮、陳家富

當傳媒和教會都一窩蜂熱炒「八十後」，我們就知道這個議題遲早因過度曝光而死亡。當第二代和第四代的大學教授、神學院院長和資深文化評論人，為如何詮釋「八十後」而筆戰，青年人已表露出討厭被書寫、被訓斥的反抗情緒。今時今日談「八十後」是否仍然可能？

「八十後」一詞在大陸最先流行，由指涉「一孩政策」下的城市新一代，演變成富有香港特色、人云亦云的「八十後」的過程，充滿了錯置誤讀、捉錯用神、講多錯多。但本文不打算學術性地剖析成年人將「八十後」的前因後果「問題化」（problematized）的錯漏百出，因為我們壓根兒懷疑成年人能否替年輕人說一句公道話。

文化研究學者湯禎兆在《日本中毒》中為文明社會的病毒發出預警，我們也嘗試挪用三齣日本電視劇集，為同病相憐的香港把脈，以說明日本即使生病，但日本人不是不懂得懺悔；但反觀香港，成年人對自己如何毒害下一代卻若無其事。

假如蘇恩佩在生

觀月亞理沙是《正義靚太》中「疾惡如仇」的齊藤太太，無論在任何場合，每逢見到有人做出有違公德、無禮貌、不誠實等「教壞細路」的行為，她也會直斥其非、據理力爭。但她不是道德重整會主席，面對快將幼稚園畢業的兒子，她不過要求自己做「一個稱職的、問心無愧的大人」。她那種「致命的認真」令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的世界顯得很荒謬。因為她曾當眾教訓一些在公共場所行為不檢的中學生，結果招惹他們到幼稚園搞破壞報復，卻反而被其他只懂息事寧人的家長加上挑釁壞蛋的罪名！當成年人滿口仁義道德，卻打壓排擠敢於為正義發言的人，就像數月前有青年機構的總幹事呼籲年輕人不要「倒」政府、不要「攪事」，證明這個社會病了！正如有宗派領袖公然說聘請女傳道要以貌取人，而本地其他教會領袖無人置喙，教會也病了！難怪「八十後」之間流傳一句話：「細個教我仁義禮智，大個要我埋沒良知！」

令人懷念的蘇恩佩姊妹曾經說過：「青年人不能忍受醜惡和虛偽，他們是不自覺的唯美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他們需要愛，而且要愛得熾烈。他們不斷在追求，追求一些他們說不出來的東西，而且衝著一股傻勁去追求；因此很容易接受別人告訴他們的是『真理』，或能『實現自我』的東西──不管是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馬克思主義；或是迷幻藥、海洛英……」青年人用雪亮的眼睛鑑察大人的一言一行，見到當權者（包括基督徒高官）對社會制度製造出來的失敗者毫無同情心，見到家長（包括基督徒家長）口是心非，既反對填鴨和競爭，但又不斷催逼兒女要「贏在起跑線上」，見到學校（包括教會學校）將收錄「好學生」看得比教好「壞學生」重要。

為甚麼大人喪失了向孩子道歉的能力？一位神學教授對我們說：「不要一竹篙打一船人，批判要nuanced，不要漠視『成年人』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他這種姿態就是文化評論人梁文道形容的「逆向犬儒」，不肯把問題「切割」，以為這就叫公正持平。他不知道「沒有人擁有真理」這句話出自當權者或無權者口中，效果有天壤之別。因為成年人認為不是所有成年人都是虛偽的，所以就不肯譴責其他成年人虛偽？但試問哪個大人不曾虛偽、毫不虛偽？是否有自知之明，才沒有勇氣指出成年人世界冠冕堂皇的禮義廉恥，根本是國王的新衣？就正是青年人眼中的醜惡和虛偽。

切勿濫用世代論

在《十四歲的教科書》裡面，志田未來飾演的初中生，懷疑被同學欺凌而自殺身亡，學校裡幾乎所有老師都用否認和謊言築起虛偽的圍牆，美其名是保護和信任其他「無辜的」學生。成年人既不肯面對年輕人不是「天使」的事實，也不能接受自己人性中的黑暗和邪惡，於是為了孩子「好」而盡量掩飾真相。可是，現代資訊社會有所謂「童年消逝」（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的現象，成年人教導兒童甚麼是「勿言、勿視、勿聽」，但孩子從大眾傳媒老早就發現，大人滿口歪理、光天化日下做盡羞恥之事。當廣州有六歲的女生說，她的志願是將來做一個貪官，是她學壞，還是我們教壞？

戲中志田未來曾經問她的班主任：「我們能夠改變世界嗎？」，這種純真使理想磨滅的成年人困惑和羞愧。一位基督徒父親說，他會誠實地向兒子解釋：「世上某些事情可以改變，某些事情不能改變」，他不知道這種含混溫吞、模稜兩可也是青年人最討厭的，因為成年人從不肯承認自己沒有分辨兩者的智慧，只聽到他們對任何改變也說「唔work」、「無用」。如今社會上不少人出來抽「八十後」的水，不去主動了解本土保育的理據就說三道四，或胡亂搬出世代論、塞車論，貓哭老鼠說要同情受傷的「八十後」。沒有讀過呂大樂教授《四代香港人》的，就不知道原來「第二代人」才是書中的主角，他寫的不是社會學解釋，而是向第一代人的寬容致敬，又或帶點向第三、第四代人的抱歉。假如，這真的純粹是世代之爭，成年人便注定失敗，因為時間永遠站在後來者那邊。可悲的其實不是缺乏個性、未經挫折的青年人，而是那些自命心懷家國、但因為與時代脫節而焦慮的「老鬼」。

我們同意嶺南大學羅永生教授一月九日說，那天起人人都可以是「八十後」，因為它是一個「政治身份」，不是一個可供問卷調查、概括論述的客觀群體，年齡不是無關、但非唯一的決定因素。無疑，回歸後出生的香港人和上幾代人所經歷的生活處境是彼此無法共量的（incommensurable），誰的香港故事才真實，是反天星加價、獅子山下、六四、九七、七一、世貿、皇后，還是菜園村？誰才是真正的「香港人」？所以，「八十後」的出現反映主流的和非主流的不同終末願景（eschatological visions）之間的衝突：他們對翻版或延續舊日的光輝神話投不信任票，挑戰社會勇於想像和開創另類的未來。

誰說「八十後」不成熟？

在奧巴馬總統上台之前，日本人已經用電視劇集《Change》選了木村拓哉做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理大臣。木村拓哉在故事裡原是小學教師，他要求用小學生也能明白的語言，向普羅大眾解釋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政策，以理想和熱情呼喚政客回憶起當初從政的本來目的——其實，對基層市民的真正需要，哪個在位者不是心知肚明？木村拓哉能夠講出「不想教導學生世間有些罪惡是無可避免的」這些令人動容的對白，自然使天下間的政客自慚形穢；不過，當扮演首相的他聲言要站在人民的陣線施政，即時與整個政治和官僚制度對立。正如梁文道所講，「大快人心」的政策未必是可行或成功的，用這種討好民眾道德情緒、以救世者心態掌權的人甚至容易走向民粹或獨裁。在現實世界，我們見到標榜為人民做實事、不講政治廢話，靠個人誠信操守當選的奧巴馬（或者馬英九），上場後的政績差強人意，甚至令一些人緬懷起老謀深算、不摘手段的政壇老手。原來在很多人心目中，有些罪惡是必要的。

同樣，「八十後」也可能空有理想熱情，而無實質長遠策略，因為他們不是要奪權執政，也就不需要提出甚麼治港藍圖；但不代表他們沒有理據，或者訴求不清晰。當然，當中有些人是因為撐菜園村才反對高鐵，也有因為反高鐵才撐菜園，有完全反對高鐵，也有只是反對政府的方案；他們可以愛恨分明，但不是為反叛而反對。作為無權無勢的反對者，他們沒有責任提出平衡各方利益的折衝方案，否則擔當異見者的資訊成本將會懲罰性地高昂。他們也無必要統一出一致的立場，跟政府討價還價，因為他們手上沒有政治籌碼，而且誰也不能代表誰坐上談判桌。「八十後」或者沒有共同的特質，而只有互相感染的共鳴；沒有領導和英雄，只有道德醒覺的號召。有論者說，「八十後」是被政黨利用、盲目無知、「三分鐘熱度」的烏合之眾，這是沒有做過調查研究的空話，輕視了年青人以其創造力和想像力所見證的主體性和個體性。他們在一次又一次抗爭失敗中表現出的堅毅和韌力，是講求妥協、成本效益、有用／無用的成年人學不來的。他們的快樂頑抗展現的積極盼望，證明他們不是憤世嫉俗。

「八十後」令人聯想到推翻現狀和秩序的暴力，因為他們的行動宣判了社會的「信任破產」，敲響了建制和權威的喪鐘。在未有民主的香港，社會已經呈現民主的早衰或老化，年輕人不但不相信政府，也不相信政黨。他們支持民主，不是要推甚麼人上台，只是爭取趕一些人下台的權利；可以想像，當香港逐步實現民主普選之後，到時已經年長的「八十後」可能是對議會和政黨最嚴厲苛刻的選民，也可能是對民主最冷漠厭惡的一群。自然「八十後」也不是要破壞一切，他們代表的次文化正尋找主流的認同，並可能有朝一日成為新的主流，卻不會完全重複舊有的價值。

天國近了，我們應當悔改！

另一個時代或者正在來臨（coming of age），香港教會和社會一樣，不是要亡羊補牢地贏取年輕一代的信任，而是要學習信任他們；不要因為青年人辜負了成年人的期望而心有不甘，而是為成年人辜負了年青人的期望，向他們求寬恕。教會對待年輕人需要耐性時間空間，不是投放更多資源、搞更多活動以盡快「解決」問題。老一輩的、在位的、掌權的必需反省自己有否變成主流社會「密謀的緘默」（conspiracy of silence）的幫兇，要學習與下一代平等共存，而不是將青年人看為「事工」的對象，因為後者根本不「需要」前者；否則，他們早晚會離開不懂懺悔認罪、使人失望的教會。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