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40歲左右的香港基督徒，喜歡看書，愛好思考，以反省基督教思想和文化為志趣的，一定對題目的口號不會陌生，甚至換來很多美好的回憶。曾幾何時，這口號代表著進步、反叛、開明和前沿的基督教文化遠象。那時候，以看《突破》為一種教會文化時尚，當講壇還苦口婆心地勸告信徒不要看電影時，《突破》已經跟你分析香港的新浪潮電影導演的光影世界；當傳道人還講解《四律》時，《突破》已經有楊牧谷的「使徒信經新釋」。
數日前參加坐談會，席間穎佳兄談基督教與文化，指到《突破》以往的種種突破，聽著聽著，不敢牽起懷舊情懷，記起自己昔日沉醉於《突破》的日子，課堂上擺放《中國文學發展史》，抽屜卻偷偷放著《突破》，細味許立中的文章，就是這段日子引導我走上神學這條不歸路。
穎佳兄道出今日香港的基督教學人，可能曾幾何時都是被《突破》塑造的一群。
曾經是香港教會文化的先驅者，與香港文化的各種層面都有個交鋒，虛懷若谷卻又詞鋒銳利，教會關懷卻又不失人文向度，既是先知也有祭司心腸。《突破》造就了一代人的基督教文化想像，塑造了一批文化想像的共同體，為當時香港教會面向世界，植根香港，提供了這種想像須要的軟件。
在1999年8月《突破》正式停刊，不少人反省批判所謂福音預工的理念和假設，楊牧谷甚至說：「一個機構，一本雜誌，一個傳道人，它╱他就是一個攜帶及傳遞信息的媒體，假如日久曠廢，信息流失，它╱他就再沒有存在的需要，要退下來便成了自然又合理的結局。」楊的意思就是它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和任務。
《突破》終究不能突破的還是自身。其實今日再談《突破》的意義，除了借古諷今之外，還可以探索它建構了一種怎樣的基督教文化遠象，它當年的不濟是時代巨輪的勇猛難以招架，還是自身方向的迷失。倘若昔日《突破》曾打出一條基督教與文化的血路，今日香港基督教在這條血路上又奉獻了多少？
書架上還擺放著蘇恩佩的《黑夜歌唱》，其實我們沒有比我們的前輩走前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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