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2月22日星期四

澳門遊【二】:tiramisu

這是一件意大利芝士餅 (tiramisu),是我品嘗過最美味的意大利芝士餅,在香港一般的食市能嘗到的多是口感和視覺皆層次分明的意大利芝士餅,經過一嘗這件後才知道以前吃的全是次貨!

意大利芝士餅是一種分層餅 (layered cake) ,意思就是多種味道於不同層次中錯落有置地排列開來,一目了然。但其重點實不在於層次,而在內涵的味道、份量和交錯之感,意大利芝士餅內中含咖啡、巧克力、蛋、糖、奶油、忌廉和酒。在香港,我從未嘗過一件意大利芝士餅能恰如其份又巧妙溶合幾種口味於一身,要麼就是太淡、要麼就是太甜,沒有適當的酒味,略帶少許苦澀味的精品就更難尋。大家面前的這件,將幾種tiramisu應該有的味道包羅盡有,層次分明的不是外觀而是內涵的味道,就是入口會讓你清楚知道有多少種味道,絕不含糊、拖泥帶水;但精彩處在於沒有一般的黑白相隔,而是融為一體,有點像七色彩虹,色彩繽紛卻又相滲相入。

這件約五十大元的tiramisu吃後絕無肚滿之感,此為一大功夫。 另入口有乾爽而無濕潤之感,此為第二大功夫。

2007年2月20日星期二

聽入他者之生命—聽《竊聽者》

當戲院打上原本德文片名「Das Leben der Anderen」(他者的生命)時,心中就準備一次被他者突入生命的準備!在89年前的東德極權社會中,要透識他者的生命,原來只能透過「竊聽」這種不道德行為,正因為是「竊」,因而卻能進入生命的最深處,正是這份「深」震懾了秘密警察韋斯勒的生命。因為「竊聽」的反道德性,卻呈現了一種人物間道德性的相遇。

社會制度和人性的荒謬永遠無法克勝心靈中最微弱和片斷的良知和情愛,導演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 輕描淡寫出秘密警察韋斯勒生命和意識的轉變,沒有做作,不作喧嘩,生命本然就是這份被觸動之感。一個視他人為他者的社會可以是以一己吞噬他人的社會,當中沒有人性,也不留情感;但影片透徹出另一可能:視他人為他者的社會也可以是讓他者進入一己生命中,而被轉化和改變的社會。

片末韋斯勒在書店看到戴文寫就獻給自己的《好人奏鳴曲》一書,韋斯勒當年用生命和前途成就戴文的生命,戴文卻以藝術文字回應韋斯勒的行為,兩者同時是他者成就一生命的結果,以不同方式向極權和非人性的意識說:不

2007年2月19日星期一

澳門遊【一】:訪馬禮遜墓


幾次到澳門都沒有想到基督教墳場走走看,可能太被當地的葡式天主教教堂吸引,沒有想起新教在當地有什麼勝地,但想起今年是馬禮遜來華二百週年紀念,在忽忽三天的時間中四處訪尋基督教墳場和馬禮遜墓。

決意跟太太不乘的士,沿地圖尋找偉人墓地,好讓自己真有種歷千山萬水而尋之之感。到大三巴後沿小路直走,到白鴿巢公園,旁邊即是馬禮遜教堂,內設小禮堂和墳場。墳場內的先人生卒皆是上世紀的古人,環境清優,古木參天,確是鬧市中的避靜地。心中著急四處尋索馬禮遜墓,不獲,心中難免悵惘,心想難道今次失望而回。想起馬禮遜墓會否以中文銘刻,以玆紀念?!

這樣,就毫不困難在墓地的一角毫不起眼的地方找到一塊以中文刻上的墓碑文,再看墓葬石棺的文字,果然是馬禮遜墓,旁邊是他的夫人。

二百年前馬禮遜想看但看不到的,二百年後都一一出現了。他曾說:「我不能,我知道我不能,但是神能!」每個宣教士都帶著這份活潑的盼望,甚至帶著這份盼望長埋他鄉的土地,但這土地卻因為他所盼望的那位,使之開花結果。

2007年2月12日星期一

近況

快一個月沒寫博客了,怕朋友們擔心,還是交待一下近況。

在外面教學,教的是「基督教哲學」,要讓同學進入理性和枯燥乏味的討論,又是高難度動作,看見同學打盹,心裡難受,但完全可以理解,曾幾何時,自己在李天命的課也整個人睡著了,但李生事後還是善意的勸我好好休息。

主日學第一次教「早期教會史」,實際上是處理第二聖殿期猶太教和早期基督教群體的歷史問題。我近幾年在教會的主日學都是讓弟兄姊妹做「白老鼠」,教些自己有興趣但卻相當有爭議性的題目。近幾年,自己對這個第二聖殿期猶太教和早期基督教群體的課題很感興趣,成為自己的業餘愛好,當時又是破財的後果,買了不少這方面的書,尤其對當中的基督論發展相當有興趣。題外話,那天主日學,教舊約次經、七十士譯本等問題,講了三小時,看見弟兄姊妹還在聽,我知道他們是聽不明白的,甚至想睡覺,但我想說:是你們的支持讓我很有動力去教!

正準備年假後的一篇講章,自己不經常講道,受老師影響,總要過得人過得自己,不免對自己的講道要求很高。初步計劃講,使徒行傳一章六至八節。等待聖靈的幫助。

正為自己的寫作努力,都是 Tillich 的研究,和近代神學的科學性格的問題。總覺得時間很少要做的太多!

2007年1月16日星期二

腿蛋治與西多士


與友人談到在那裡還能喝最地道的港式奶茶,就觸動我回想兒時在瀝源村品嘗茶餐廳的時光,今日除了再難找到昔日那種寬邊杯載著茶濃奶香的奶茶外,讓我想起另外兩種美食,同樣在今日快餐文化裡難以尋回那種質感和味道。一是腿蛋治,二是西多士。

我當然還可以在快餐店嘗到腿蛋治,但都是預先包裝好的。腿蛋治的美味首要是鮮,意思是當中的火腿和雞蛋必須即叫即做,夾在兩層麵包中的材料的熱氣把火腿和雞蛋的鮮味流溢出來。其次,蛋必須半生熟,太生無法放進在麵包中,太熟無法嘗到那種流質的感覺。記得兒時嘗到的都是把火腿切絲,混在煎蛋中,蛋在半熟的狀態,新鮮承出,入口後稍有少量蛋黃流出,此才上品。冬天吃尤覺暖意,麵包皮是冷的,火腿和雞蛋是熱呼呼的。人間冷暖,自在一份腿蛋治中透出。

西多士,全名法蘭西多士,法蘭西是否真有這種多士真不得而知。厚厚的麵包塗上香滑的牛奶,再放在熱油中炸。不知什麼原因,今日快餐店的都是給炸開了邊的,無數條狀的炸絲在外層存留,無益無味。完整的一件工整的西多士就是工夫。一般加糖漿和牛油。先切開後塗漿料,還是相反呢?太太教我,把西多士表面叉些小洞,再塗牛油和糖漿,讓他們都隨小洞滲進麵包裡,後再切開,則為美味。好吃與否,關鍵全在甜的程度,這又關乎牛油和糖漿的份量,心得沒有,盼各位告知。內含花生漿的則覺太甜,非本人所好。

若有告知現時香港那裡還能吃此美食,心存感激。

2007年1月15日星期一

何謂信心?

如果以為靠著信心一路走下去,就可以逐漸看到周圍逐漸明亮,那麼,其實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信心,充其量,只是時間。只有當我們從一個黑暗走進另一個更深的黑暗,從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走進連時間都要靜止的黑暗時,我們才體會得到信心這盞手邊唯一的小燈,是我們全部的指引。
--- 郝明義《那一百零八天》封底文

2007年1月12日星期五

趙紫宸在道風山

偶然翻查《道風》期刊,第五卷,第二期 (1938) ,在「道風山大事記」中發現關於趙紫宸做訪香港道風山的報導,標題為「趙紫宸博士來山演講」,內容如下:

十一月廿九日上午八時半,前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博士乘去印度參加基督教會議之便,特來山演講,將佛教基督教各問題比較討論,而歸納於一個上帝之內,聽者皆受益非淺。

這次做訪和演說是1938年,記憶所及,趙氏於三十年代初神學思想起了轉變,他於1932-33留學英國,深受當時的巴特神學影響,於1934年的〈我的宗教經驗〉中已重視他早期曾一度輕視的啟示觀念,而他的〈巴德的宗教思想〉則是1939年出版。據林榮洪的研究,趙氏確實於1938年12月參加印度的國際基督教宣教協會的會議,並在會上發表〈論啟示〉一文,按林榮洪的轉引,趙氏當時的觀點是

基督徒有需要在耶穌基督身上找尋上帝特殊和獨特的啟示,這啟示本質上有別於自然界、歷史,和非基督宗教裡上帝的啟示。

從《道風》期刊的報導 (可惜已找不到趙氏的發言稿) ,及緊接的印度會議的發言,似乎隱含某種趙氏神學發展的過渡期,從期刊的報導 (若是準確的) 而言,趙氏當時在宗教問題上似乎存在某種包容論的觀點,「歸納於一個上帝之內」,當然我們無法亦不應把這句含糊的報導作過份的聯想,但宗教上的排他論立場應該是可以被排除的;同時,一個月後的印度發言,又似乎突顯出趙氏某種普遍啟示的觀點,即上帝在其他宗教中有他的啟示,只是基督教是特殊和獨特的。

就基督教與其他宗教的關係而言,似乎趙氏在1933年後 (接觸巴特的神學後) ,出現一種巡迴不定的觀點,究竟基督教和佛教都包括在上帝的救恩和啟示之中?或他們還是有價值上的高低呢?

1938年的初冬,想在道風山,趙氏應曾與艾香德有個對話。還有,該印度會議,趙氏與艾香德是一同出席的。

2007年1月10日星期三

文物和集體回憶


在一輪討論北京城的拆和建的討論中,尤記得一位外籍城市規劃和建築師對中國學者這樣說:「在討論北京城應怎樣拆和如何建,我希望中國學者和專家注意,今日我們西方國家有的,你們明天都會有;但今日你們有的,我們永遠不會有。」

想起1950年,正值中國大陸建國之初,百廢代興,北京城之城牆一方面象徵著封建社會的落後,又標致著落後國家的陳舊,引起人們討論要把它拆掉!當時,梁思成寫就的〈關於北京城牆存廢問題的討論〉這樣說:

這個城牆由於勞動的創造,它的工程表現出偉大的集體創造與成功的力量,這環繞北京的城牆,主要雖為防禦而設,但從藝術的觀點看來,是一件氣魄雄偉、精神壯麗的傑作。它的樸實無華的結構,單純壯碩的體形,是為了解決某種需要,經由人民集體勞動的血汗、精神與實力與技術,所成功創造出的。它不只是一堆平凡疊積的磚堆,它是舉世無匹大膽的建築紀念物,磊拓嵯峨,意味深厚的藝術創造。無論是它壯碩的品質,或是它軒昂的外像,或是那樣年年歷盡風雨甘辛,同北京人民共甘苦的象徵意味,總都要引起後人複雜的情感的。

一件城市的文物的價值與該文物身處的地理人文和歷史處境是分不開的。正如一張陳年的全家福照片,其價值是由於相中人的共同歷史、關係和種種外人不容易明白的深情往事所織成。這張相片若放在其他人手中,放在另一地理環境必然將其所沉澱的種種意味改變。同樣,當人拾起一張童年的舊相片,他會找到自己,找到築成自已的歷史部份,簡而言之,人與外界的環境建築相互築起一種意味深遠的文化構成。雙方的缺失都造就了意義構成的失調,自已經常感到身處急劇變化的大型商場中的茫然失所之感 (Unheimlichen) ,也就是一種無根和無法找到歸屬的存在迷失。

所以當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表示,往後的香港文化政策要加入集體記憶原素,應是正面的。但集體回憶並非一種可量化和實証之物,甚至乎是頗為主觀。歸根結底,究竟我們有多重視歷史和人文關懷,對放開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野心有多大決心。

2006年12月23日星期六

與 Colin Gunton 的側遇

英國神學家 Colin Gunton 於2003年突然去世,享年62。神學界與基督教群體對他的去世甚表惋惜和突然。今年,香港基督學人編撰以記念 Gunton 的書終於出版。我雖不是研究 Gunton,亦非 Gunton 的門下,但想起來,還是有兩件小事可以分享。

當年正欲報考神學的博士班,正為研究課題苦思之際。在書店發現 Gunton 所寫的 The One, the Three and the Many,副題是 God, Cre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Modernity。是他 1992的 Bampton Lectures。從書名中可以猜想他要處理三一的上帝觀、創造論和現代性問題。但當時卻無法把這幾項關連在一起,好奇心的驅使,把書買下來拼命苦讀,坦白說,Gunton這本書是我能夠全書讀完的其中一本神學論著。讀後很佩服 Gunton 能把基督教的三一論與現代性的主體性問題連上關係。及至現在,我還是認為這書是他最有閱讀快感的作品。由那時起,就寫了一篇以三一論為核心來對治現代性課題的研究計劃,作為報考研究生院的材料。當然,最後沒有以這課題完成博士論文,亦沒有以 Gunton 作為研究對象,但卻因為打算研究三一論,認識了賴師的博士論文,此後就跟他研究了 Tillich。

當年,香港很多基督教學人都報考 King’s College, London,因他們有一個相當吸引的獎學金申請,而且 Colin Gunton又在那裡任教,後來還有 Alan Torrance,正是研究 Karl Barth的一處理想地方,那時剛完成Karl Barth的碩士論文,順理成章報讀 King’s College。分別走訪了余博士、賴師等人寫推薦信,撰寫研究計劃。後來終於獲得他們的答應被錄取了,但卻無法獲得該筆獎學金。當年只儲夠一年赴英的費用,能否單憑信心就過去呢?思前想後,寫了一封電郵給 Gunton,詳細解釋自己的苦況,望他答應於明年能幫我申請一些經濟上的幫助。誰知他認為我還是須要有充裕的經濟情況下才過去,否則會有很大影響。終於沒有過去英國讀神學,終於沒有成為 Gunton 的入室弟子,終於和他還是緣盡於此 …

當年,若真是毅然赴英,今天又會是什麼光景?會在 Gunton 手下做比較 Karl Barth和 Tillich的論文嗎?

2006年11月27日星期一

相煎何太狠【2】— 駁梁家麟的謾罵

因梁院長再寫《自由萬歲》(1004期) ,現回應如下:

當梁院長批評趙紫宸之流的自由主義神學家,認為他們幾乎沒有一篇嚴格意義的護教作品,以致梁文批判他們在「信奉自由主義與社會福音派,在組織和感情上背棄了傳統教會,在理念上與攻擊基督教的人同路。」初看非常奇怪,當時趙紫宸及吳耀宗等人明明寫了很多關於回應非基督教運動和神學本色化的作品,梁院長是搞中國教會史的,這些他沒可能不知道。經過細心翻查,梁院長在另一篇長文中詳細交待了他的理由,實際上是一個梁院長對護教的個人理解,他說:

【護教】旨在釋去教外人士對信仰質疑和誤會,並為信仰的合理性和必須性作出申辯 …「護教」不同於廣泛意義的「響應」(response) ,必須是正面地就攻擊者所否定的地方作肯定性 (affirmative) 的答辯,必須是個「招架防衛」(a defense) 。我們不能說所有響應,不論其形式與內容,甚至包括徹底附和敵方的說法,都視為某種意義的「護教」,否則就等如把「護教」一詞扯淡至不帶具體意義。若有基督徒完全和議教外人士對「現實的基督教」的攻擊,並主張因應對方的批評,銷毀「現實的基督教」,另建一個「理想的基督教」來,我們就不能說這是一個「護教」,因為響應者根本沒有為被攻擊的對象 (現實的基督教) 辯護過 …【引自〈從趙紫宸的《基督教哲學》看二十世紀初中國基督教徒的信仰困擾〉,《趙紫宸先生紀念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頁467。】

據梁院長的邏輯,由於這班自由主義的中國基督教神學家「竟然沒有作過任何維護信仰的申辯」,以致梁院長認為這批人罪大惡極,「教會不是因為有太多基要派,才對時代的批評缺乏回應;而是由於自由派都成了某種程度的賣教者,在思想上投向敵營,不僅不對來犯予以回應,還要在教內對奮力護教者加插一刀,自毀長城,好將基督教置於死地。」基於此,梁院長就下了一道神學的判詞:「我得毫不退縮地重申以下一句話:證諸中國近代基督教史,自由主義是基督教最大的敵人。」

梁院長把基督教優良的護教學傳統作了一種非常簡化的理解:「護教」就等同於要作「肯定性的答辯」和不能「完全和議教外人士對『現實的基督教』的攻擊。」據Justin Martyr 、Origen 、Augustine、Thomas Aquinas、Schleiermacher和 Tillich,這些基督教傳統內的護教神學家而言,都認為護教神學並非要駁斥所有對基督教或教會的批評,因為教會所受的批評往往在神學的角度而言是須要和值得的;其次,護教的目的不在於就教義作嚴謹的持守或詳細的整理,而在於針對當時對基督教信仰的誤解和不合理的批評作出恰當的回應。須要注意的是,這種護教神學的進路不能等同於「徹底附和敵方的說法」,原因是異教者並不接受聖經權威和教會信仰的教會性,而須要運用本性之理性來指出信仰的合理性。上述的護教神學家都是教會內的神學家,他們的護教神學並沒有否定神學教會性,他們都同意一種「出自教會」、「為著教會」和「面向教會」的神學,問題是他們認為不能忽視教會外的公眾的需要,所以要對應他們的問題和責難時,不能不考慮對方的前設和立場,並以某種較中立性的語言來表達信仰,但這並不能等如「在思想上投向敵營,不僅不對來犯予以回應,還要在教內對奮力護教者加插一刀,自毀長城,好將基督教置於死地。」

梁院長對他所謂的「自由派」恨之入骨,並聲言「多一個自由派,便少一個護教者;多一個自由派,便多一個反教者。」如此嚴重,信奉自由派就是反教的話,我建議梁院長馬上在建道進行思想審查,第一、把圖書館內的有關自由派的思想和那些不倫不類的護教書籍徹底消滅,免得毒害建道學生;其次,清洗所有教職員辦公室內的自由派書籍,阻止教職員中有反教者;第三,應在學生手冊中注明入學和畢業前都須由梁院長查考信德,避免反教者溜入教會,並且一概研究自由派神學的論文不獲通過,以免研究之餘毒害心靈。

梁院長攻擊自由派,但什麼是自由派呢?按他的邏輯,自由派就是反教者,那什麼是反教者呢?就是自由派!自由派就是那些反教不信聖經客觀內容隨意解釋和視信仰為壓迫性的歷史遺物的人。什麼是男人?不是女人的人!那什麼是女人?不是男人的人!這種言論這種論証是出自一位受過嚴謹歷史學訓練的知識份子的口嗎?我想梁院長已經將他那種打壓異己的護教情意結掩蓋了他過去曾有過的客觀冷靜的理性分析和尊重歷史的証據的那份修養。

梁院長言論的危險在於為信徒提供了一個非此即彼 (either or) 的二元論信仰世界觀,你要麼是站在上帝那邊,要麼就站在與基督教為敵和反教者的那邊!這種敵我情意結能在自由的公眾理性空間中有所幫助嗎?!重要的是梁院長一味的以負面、情緒化的、侮辱性的字眼來描述自由派,這種將敵人妖魔化的做法非但不可能讓我們更明白事情的真相,而只會被梁院長這種以偏蓋全、簡單化約的方式誤導過去,從而達到他打壓異己拉攏群眾的目的。

很喜歡龍應台的書名: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意思就是今時今日要進行遊說和抗辯,不要講身份講地位、猜測動機、聲大夾惡、抹黑對手;請你有道理,就以理性客觀的方法來站在公眾的空間中進行遊說!

走筆至此,偶然在建道神學院網站內,見到梁院長寫給神學院同學的「院長的話」,他說:去年我給自己的座右銘是: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約束心情,謹慎自守。一年下來,有成有敗,我不好僭越評斷 自己 … 今年我的座右銘是:慈悲憐憫。我學習盡量從別人的角度想,同情同理,不將對象對象化,擁抱有軟弱的人,因我 跟他們同夥—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創造心靈空間,使思想的馳騁不致狹窄,行動的腳步不致跌倒。創造關係空間,讓身邊的人適意自在一點。… 記著「慈悲憐憫」這個詞來自聖經,不是甚麼佛教的觀念啊。(http://abs.ccnethk.com/Common/Reade...hk)

原來梁院長身教言教,告訴我們基督徒聖靈所結的果子:溫柔和忍耐,都是要看對象的。好想跟他說句:家麟兄,看別人比自己強呀,這些門口狗還是你的弟兄姊妹,相煎何太狠呢!

2006年11月20日星期一

相煎何太狠 【1】—駁梁家麟的謾罵

連續拜讀梁家麟院長三篇刊於《時代論壇》的短文,分別題為《門口狗式的先知》 (1001期)、《只咬自已人》(1002期)和《以史為鑑》(1003期) ,心裡無法平靜,想起梁院長過往文章以辭鋒銳利見稱,堅守信仰立場,並專長於中國教會歷史研究,在精深研究之處又以史為鏡照見當下華人教會種種問題,可謂時代先知。但這三篇文章卻令我良久無法釋懷。

凡批判別人之文章若不指名道姓,讀者無法判決作者之批評對象,結果對號入坐,往往殺錯良民,只在指桑罵槐,這實非大將之風。以梁文觀之,「門口狗」是在外面無法實踐其所謂的文化和批判使命,然後回過頭來反咬教會,說教會種種不是。如有這類無恥之教徒,定當批判。但梁文由於沒有清晰指明這批「門口狗」身份和具體所作所為,外人和讀者完全無法判其對錯;梁文喜歡賣弄這些演說技巧,製造敵人之餘,又放起維護信仰的煙幕,以致敵我難分,這時梁院長就能達到他打壓對手的目的。正如梁文所言,基督教圈子不怕「再激越的言論」,但必須「負責任且具內容」!反觀梁文這種模糊讀者視線的行文手法,無法稱得上是負責任的做法,文章亦沒詳細交待具體內容,只看見梁院長那種憤憤不平,將這些「門口狗」除之而後快的臉孔,這能算是「具內容」的言論嗎?我想只有先知式謾罵內容, 應該算不上是梁院長所謂的「負責任且具內容」的內容吧!否則,梁文也跟他批評的「門口狗」好不到什麼地方,頂多梁院長也不過是在一島之上的島狗,只是更有位置和權利和吠得更兇罷了。

其次,令我大惑不解的是梁院長竟然幹起共產黨的老調,他說:「教會既然是個意識形態群體,當然做思想審查,有什麼值得奇怪?」這是由於梁院長認為教會將宣稱擁抱同性戀的牧者請離崗位,是理所當然,那些怪責教會言論審查思想迫害的人實在不知所謂!梁院長呀,現在是誰在進行思想迫害?!第一、教會是否一個意識形態群體真須要詳細討論,什麼是意識形態?你是用馬克思的理解?Terry Eagleton的理解?結構主義的理解?請你講清楚,我真未在聖經和神學傳統中找到「教會是意識形態群體」的觀點。第二、教會為歷代信仰所認守的群體,有她為之而生為之而死的信仰要件,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教會有所認信的內容,就等如要做「思想審查」嗎?我信三位一體,但信的內容跟你梁院長不一樣,你是死硬的加爾文宗信徒,我是莫爾特曼的社群三一論,這要你來做神學思想審查嗎?!第三,若有牧者不只「擁抱」而且連連向同性戀下拜,這還真須要好好處理;宣道會觀塘堂的黃牧師只是在報刊發表幾篇針對同性戀法案的文章,就被撤職,黃牧師清楚指出同性情戀是錯是罪,但法案討論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黃牧師現在怎樣「擁抱」同性戀呢?難道就某些跟聖經和信仰有關聯的議題發表意見,都要經過梁院長的思想審查嗎?這樣,梁院長的做法不是法西斯是什麼?!第四,梁文指這些門口狗的先知「徹底擁抱世界,所以世界不反對他們,他們也不反對世界;他們反對的,倒是妨礙世界前進得更暢順的教會。」這些表達是一種訴之於情緒反應的言論,內容是空洞蒼白的,怎樣才算「擁抱」?怎樣才算「徹底」的擁抱?追求民主自由這些價值算不算擁抱世界?這些所謂「門口狗」經常上街,為某些政策提出反對聲音,這算是「不反對世界」嗎?退一步說,為什麼 教會就不能批判呢?教會不是在批判和改革中成長的嗎?梁院長在還未上位前的火紅歲月中也曾批評過教會吧,為甚麼現在就「昨非今是」,難道身為牧師,貴為一院之長,就可以隱惡揚善嗎?教會何時不能接受批判,何時就是教會變成思想封閉,以真理自居,成為真理的主人而非僕人的時候了!

待續,再論梁院長的〈以史為鑑〉

2006年11月14日星期二

告別中國大陸

今天正式宣佈此博客已無法在中國大陸境內登入,亦同時意味著此博客主人被大陸政府定性為反中亂港份子,特此嗚謝各方友好支持,特以這帖為記!

2006年11月11日星期六

鞋油、榮譽社會科學博士、香港大專學界之恥


自董建華先生獲香港科技大學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始,社會人士和學術界就須要經歷一次典範轉移,按 Thomas Kuhn的科學史的理解和分析,典範轉移是指轉換了一個嶄新的世界觀和視域來看問題,在新的世界觀內,以往舊有的概念和意義都會被改變,科學革命就隨之出現。

按科大對董建華先生的讚辭中,可見科大校方嘗試就「榮譽社會科學博士」作出典範轉移的新理解,他們認為:

「董博士洞悉『一國兩制』可以為香港經濟活動泉源,他充份用此項優勢,大力發展金融及物流業,並抓緊中國內地高速發展的契機,使香港成為提供商業服務的基地 …對推動教育發展,董博士不遺餘力。他深信教育是推動香港持續發展的基礎;亦是培育社會優秀人力資源,使每個人有均等機會力爭上游的關鍵。特區政府對中、小學教育投放龐中資源,由此取得社會效益,如今逐步實現。他推廣終身學習;並定下二零零七年為目標,要達到六成高中畢的學子,能有機會接受專上教育。這目標已提前在二零零五年實現 …董博士引領香港邁向知識型社會,把科大及其他大學帶上新的學術高峰。我們的學術成就獲得國際肯定和讚賞,我們的發展藍圖得以落實,是得力於政府給予的支援。今天,本港大學可以向外誇獎自己取得的學術成就,科大亦已躋身國際一流學府之列 …董博士曾協助我們落實策略發展藍圖,引領香港走上高新科技的道路。作為有遠見的領袖,他深信教育是促進社會繁榮的原動力。董博士努力發展香港成為知識型經濟,其成效今日在每一個學生身上、每一個教育項目上,一點一滴地得到體現。」

上述的讚辭差不多每一句都可以找到反例和反証,我原以為榮譽什麼博士是頒授給在該領域中有卓越成就的人,並且該成就是在社會和學界有較一致的共識。但今日科技大學竟然將這個傳統和共識作為一種向政治人物賣弄的廉價貨品,是在董先生跟前把鞋擦得亮麗的鞋油。眼見近年香港的各所大學陸續進行這種典範轉移的舉動,實是香港學界之恥。

以後再有那位社會賢達獲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時,真要細心理解,這榮譽的真正意涵,和它曾頒授給這位董建華先生。雖然你不一定須要有沙特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情操,但起碼須要有份自知之明。

2006年11月8日星期三

Theology and cultur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s of Ernst Troeltsch


正準備進入近代神學作為知識學的研究,在網上看到一段關於特洛爾奇的文字,抄錄如下:

Ernst Troeltsch is a classical diagnostician of modern culture. His works in many fields include writings on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the history of culture, and politics. As a theologian in Heidelberg and a philosopher in Berlin, Troeltsch went beyond the limits of traditional disciplines. He wanted to lay the foundations of an historical science of culture which, from an analysis of modern society, was intended to obtain normative orientation for behavior relevant to the present.

Born in 1865, Ernst Troeltsch began his publication activities as a Protestant theologian. His comprehensive formulations of questions in regard to the science of culture grew out of the problems of a modern, historical-critical theology. A critical theology which took the modern period's revolutions of thought seriously would have to found Christian claims of validity in new ways. Troeltsch wanted to set Christian tradition free, without any dogmatic limitation, for a critical historical view. Through radical historicizing he at the same time wanted to point out its lasting present importance. His work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nviction that Christianity in the culture of Europe and America presents a non-relinquishable guarantee of the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l in regard to all those modern tendencies which threaten freedom.

In order to comprehend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 period, Troeltsch did research on the religious motivating forces involved in the origin of modern culture. He investigated the importance of Protestantism for 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world -such was the content of a well-known lecture at the Convention of German Historians in 1906 (Protestantism and Progress: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ism to the Modern World) .In his The Social Teaching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he also illuminated the special cultural importance of the various Christian denominations and their ethics. Having become sensitive to the fractures and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society, he drew a picture of the present in which the experience of crise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was characteristic. Rationalistic technology serving a particular purpose, capitalistic economics, and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politics were diagnosed by him as limitations of the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l. As the result of his historical and sociological analyses, Troeltsch considered the processes of growing pluralization to be irrevocable. Nevertheless, in the variety of value orientations vying with one another, he looked for basic ethical convictions which would give a new form to the relationship, full of tensions, between the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political order. In numerous studies on Historicism and its Problems, he sought to reconcile with each other practice-oriented, individualizing universal history, and the problem of the validity in naturallaw of ethical norms, and to formulate a modern "cultural synthesis." Troeltsch had a decisive influence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ing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in Weimar on the basis of this concept of a "European cultural synthesis." Also in its relations to politics his work directs one to the center of the controversies regarding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within the historical sciences of culture.

A complete edition of Ernst Troeltsch's writings has been desirable for a long time. Troeltsch himself had published between 1912 and 1922 three volumes, the Collected Writings. After his death in February of 1923, Hans Baron edited a fourth volume and various collections of Troeltsch’s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Up to now they have provided the basis for how his work has been received. Nevertheless, the older editions only offer an excerpt from the works, which were published in numerous places, and they frequently present Troeltsch’s texts only in an abbreviated form revised by another person. The new complete edition will thus follow historical-critical principles and for the first time make all texts published in print by Troeltsch available in a critical form adequate to scholarly demands. Troeltsch's literary remains were destroyed for the most part. Nevertheless, several hand copies of Troeltsch’s writings have been transmitted in which Troeltsch had noted numerous corrections and supplements. In addition to the various printed versions of a text, the complete edition will also document these hand-written marginalia. It will also contain Troeltsch's dictated Heidelberg lectures in theology as well as the parliamentary speeches and public statements which he made and expressed from 1910 to 1914 as a representative of Heidelberg University in the First Chamber of Baden, as well as in 1919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Party or as undersecretary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in the Prussian National Assembly. The historical-critical edition will make Ernst Troeltsch’s letters available, of which only a small part has been printed up to now.

Finally, it will also contain his academic evaluations and the appeals written by him in regard to the politics of scholars.Ernst Troeltsch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ill be jointly edited by theologians and historians. It is intended to help make the work of a Protestant intellectual of the classical modern period better available who displayed a broad effect in very disparate contexts of discussion within the disciplines. One hope connected to the critical edition of his work is that the inner unity of the historical sciences of culture may be advanced. Texts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re made newly available which can provide strength for orientation in the debates of the late 20th century in regard to self understanding.

當今世界單店經營面積最大的書城

週一與溫教授和師弟到深圳書城,欲看看這個被宣傳為全球最大的書店,按網上的介紹,

它座落于深圳市中心區中軸線的北端,占地8.7公頃,是當今世界單店經營面積最大的書城。書城北靠蓮花山,南接市民中心,東倚少年宮,西臨圖書館、音樂廳,公交地鐵四通八達、地勢得天獨厚。這裡既是深圳21世紀投資、交通、人流彙聚之地,也是深圳未來最為重要的文化、消費與休閒中心。作為全國首家體驗式書城,深圳書城中心城不僅擁有國際一流的建築空間,時尚經典的室內設計;更有城內諸多組合有致的創意產品和專案,精心編排的前衛科技、文化精品、時尚生活店,以及品位餐飲店、咖啡館、茶吧、設計廊、發藝沙龍、品酒空間、動漫體驗……熱鬧而不喧囂,雅致而不寂寥。這裡,是你釋放疲憊、加“油”充“電”的精神家園;這裡,是與親朋家人共同體驗愉悅溫情的相聚空間;這裡,更是超凡脫俗、別具品質的新型商務平臺!

最終我們逗留了一個多小時就離開,除了感覺又一次進入令人無所適從的迷宮商業設計外,書的品種沒有想像的豐富,在哲學一欄,竟放置了關於紅樓夢的書,這些可能都是開業初期可以原諒的錯誤吧!

想起每次到京總要朝聖的「萬聖」,置落在清華校區的二樓,地方不大,但一進門就能讓你置身於學術傳統的氛圍,文人辦書店就是內行,懂書識書。這時不敢聯想起曙光、青文;若書店的素質,代表著城市的文人底蘊,深圳書城是否標誌著另一次的好大喜功?!曙光的關門大吉是否標誌著香港的反智氛圍?!那麼,基督教書室又如何?

忽然在商場式的偌大書城中想起馬老板的臉頰,想起他談班雅明 …